孤独龙应台

龙应台有太多的标签。作家、思想家、社会批评家、学者、教授。这个台湾女子，既彪悍，又温柔，有大抱负。年轻时活得像唐朝女子，热烈丰富；今天，完成新书《目送》的她又宛如步入了宋代，风轻云淡，重重沧桑在脸上，遮不住。
　　
　　她对社会积极进言，横眉冷对千夫指，有万丈豪情；对两个儿子安德烈和菲利普则是慈母情深，费心与他们沟通，在一次次热脸碰上冷屁股后越挫越勇。龙应台身怀所有职业女性的喜与悲，只是，她比很多人更孤独。
　　
　　永远的插班生与陌生人
　　
　　也许，龙应台的孤独是在她未出生时就已注定了的。
　　
　　1949年，湖南衡山火车站。
　　
　　火车马上要开了，1岁的龙家长子龙应扬在奶奶怀抱里，他的妈妈——24岁的江南少妇应美君今天要来接他。
　　
　　只是，时隔半年后，衡山火车站，应扬却远远躲在奶奶后面，死活不肯跟这个陌生的女人走。
　　
　　火车要开了，应扬哭，奶奶也哭。
　　
　　在那一刹那，美君犹豫了。她应该冒着孩子被挤死的危险，把他塞进火车？还是等战争过后再来接？她把手伸出去，又缩回来。缩回来，又伸出去。
　　
　　哨声响起，千钧之重，都在一瞬。美君在最后一秒做的决定是，好吧，留在乡下。
　　
　　火车开动的一刻，美君像货物一样被人从车窗塞进去，1岁的儿子在车外看着她。此后，美君再见自己的长子，已是38年后的1987年。乱世里，任何一个一刹那的决定，都是一生。
　　
　　应美君与丈夫龙槐生后来随战败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生下了女儿，取名“龙应台”。
　　
　　作为台湾“外省第二代”，龙应台在给大儿子写信时冷静分析自己的身份：“终其一生，也是没有一个小镇可以称为‘家’的，我是永远的插班生、陌生人。”
　　
　　龙应台永远记得，父亲在世时最喜欢让女儿陪他去剧场听《四郎探母》。每次看时，父亲的眼泪都是一直流，一直流。流泪的又何止父亲一人。“四周尽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人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身份困境。”
　　
　　也许那时，龙应台也再次认清自己这个“台湾外省人”处境的残酷和荒谬。时代之剑切断了她和传统、宗族的连接，使她悬在半空，永远无所凭依。
　　
　　温柔母亲被刺伤
　　
　　身份是尴尬的，但龙应台从小就是个有大志向的人。在台湾苗栗苑里长大，家境虽贫困，龙应台却一直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挂在嘴上。1974年赴美国求学，龙应台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成归台后，她拿起手中笔，掀起了一场文化大风暴。
　　
　　这场席卷两岸的“龙卷风”，最初是由杂文集《野火集》开始的。24年前的冬天，《野火集》在台湾出版，21天内再版24次，每5个台湾人就拥有一本。当时的台湾，累积了多年对体制的不满，批判的声音暗流汹涌。随着龙应台点燃的这把“野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到了明处。龙应台在威权的禁忌与被容许的底线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行走其间，赢得掌声。
　　
　　“《野火集》是在绝对的天真中写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任何还会去写的人都是有天真存在的。”再回首，龙应台保持清醒。
　　
　　“龙卷风”正劲时，龙应台随德国丈夫举家迁居欧洲，一走就是13年。期间，她一边继续写着那些如刀光剑影般锐利逼人的时评文章；一边以慈母之爱完成了温暖动人的《孩子你慢慢来》。
　　
　　客居他乡13年，龙应台觉得作为母亲自己收获颇丰，可作为知识分子，自己却在下沉，因为“离开自己的泥土，有失根的危险”。台湾著名文化人蒋勋说过她，“你是一匹狼在那边叫，没有人和你去对叫，那才是荒凉。”
　　
　　转机是在1999年。龙应台应马英九邀请离开欧洲，离开两个孩子，回到台湾出任台北市第一届文化局长，为期3年。“龙局长”走马上任的背后，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曲折。那一年，马英九是先找到蒋勋，请他担任文化局长。蒋勋知道龙应台的雄心壮志，极力向马英九推荐了龙应台。龙应台说，那次的回归她带着“准备身败名裂”的心情。
　　
　　龙应台初上任，很多人便说她干不长。李敖甚至说“龙应台连3个月都干不了”。但她却谨小慎微、步步为营。如今回头看，龙应台自认这段公务员经历让她获益匪浅：“只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时，我只能看到一个钟表它的两个指针是怎么走的。成为官员，有实际经验的时候，我就知道齿轮是怎么回事，知道它工作的原理。这时，再退出评论事情，自然就有了不同的角度和深度。”
　　
　　出任局长的3年，龙应台一天一通电话打给两个孩子。除了表达亲情，还有寻求慰藉。可她记得,有次跟老二菲利普通话,“拿起听筒,他问我,‘你喝了牛奶没有？’我愣了一下,说我喝了。他说,‘你刷牙了没有？你今天功课怎么样？’”龙应台意识到,儿子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对母亲的关爱表示抗议。本想从孩子身上找寻温暖的她,备感“伤害”。
　　
　　2003年,连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要求龙应台再做一届文化局长,但龙应台却坚决辞职,重归学者作家生活。她说自己那时忽然有种感觉,“很怕赢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龙应台离开欧洲那年,大儿子安德烈14岁,脸上有婴儿肥。辞任文化局长时,安德烈已经是18岁的青年,谈了恋爱,有了驾照。“我发现他再不让我拥抱他,离得远远的,而且你要是出现在他和他的朋友当中,会让他觉得很丢脸。”在台湾,曾有记者问安德烈,如果龙应台现在20岁,她可能成为你的女朋友吗？安德烈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能！”
　　
　　伤感无奈的龙应台想重新“找回”儿子。于是,她向安德烈建议,以通信的方式交流两人的思想,并以专栏形式在报刊发表。让龙应台“吓一跳”的是,安德烈居然同意了,但条件是：“你不要再打那么多电话‘骚扰’我。”
　　
　　此后,龙应台开始了和儿子艰难的书信沟通。“必须是我写信给他,先要写一遍中文的文章,中文的文章写完之后,还要用英文写一遍,把英文的给他,他用德文回复我,德文版到了我的手里,我还得把它翻成中文,四道手续。”
　　
　　龙应台与安德烈的通信最终集结成书,《亲爱的安德烈》于2008年出版。“这不是亲子书,而是将我的挫折展现出来,这是龙应台的受伤笔记。”
　　
　　四顾苍茫,惟有目送
　　
　　如今的龙应台,离婚之后再次客居他乡,这次是香港。作家柏杨生前曾说：“龙应台有许多想法和做法,都是我年轻时会干的事,大概每个有志之士都要经过这一段吧。我是晚年才进入中庸之道,站在外面往里看,我认定,龙应台的轨迹大致也如此。”
　　
　　柏杨一语成谶。在经历了生活的起起伏伏后,现在的龙应台,愈发温情。她写作生死笔记《目送》；她越来越喜欢把父母挂在嘴上；她念念不忘的是这个画面：完成博士学位后,她回台湾教书。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她。可父亲并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后,父亲爬回车内,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之后,龙应台看着父亲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她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几十年后,当龙应台目送父亲的棺木缓缓滑向火葬场的炉门时,她也终于慢慢地了解,“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龙应台越来越孤独,然而,她也越来越笃定。她说,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也信了。她也悟出“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即便四顾苍茫,惟有目送,如今的龙应台也会勇敢面对,素颜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