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飞天”的日子

这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并且等待仍遥遥无期。随着新一代航天员的入场，现年53岁的邓清明能够“飞天”的希望已经越来越渺茫。但他始终坚信，付出必有回报。
　　
　　最近的一次
　　
　　邓清明在充满轰鸣声的飞船里醒了。他的耳塞掉了，噪音涌进耳朵，四周一片亮堂堂。那一瞬间他有些茫然，记不清楚这已经是他进来的第几天。
　　
　　这是一个仅有20平方米的空间，里面有两个人，邓清明和陈冬，他们要在里面待33天，吃喝拉撒睡和工作，都在这里。几个月前就做好的食物，加热了就是一顿饭。擦一擦身体就算洗了澡。明晃晃的灯一直开着，机器一直在响，厕所的臭味一阵一阵地飘过来。
　　
　　空间逼仄带来的压抑是不断累积起来的，许多宇航员在这个过程中患上了“狭小空间游离症”。为了转移注意力，邓清明和陈冬在里面说起了故事。
　　
　　33天后，他们出舱了。这不是“飞天”，只是在位于北京航天城的模拟仓进行最终“飞天”的模拟实验。出舱那天，是2016年6月11日，叶子绿了，夏天来了。邓清明想好好洗个澡，然后吃一块西瓜。
　　
　　4个月后的10月16日，陈冬成为神舟十一号“飞天”的最终人选，而比他大12岁的邓清明以零点几分之差成为“备份”，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他依然记得三年前，执行神舟十号任务时，女儿邓满琪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代职，他则作为任务“备份”乘组成员入住问天阁。由于航天员乘组要在飞行前进行医学隔离，父女二人约定，每天晚饭后，隔着问天阁的围栏见一面。
　　
　　父亲在围栏里，女儿在围栏外，相距10多米。每次道别时，女儿总是说：“爸爸，你要加油啊！”一次分别后，他从女儿的背影中，感觉到她哭了。他也想哭。
　　
　　这一次，他还需要等待。
　　
　　11月18日，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迎接景海鹏和陈冬的是无数关注的目光，连围观的牧民都为自己能够目睹这一切感到幸运。
　　
　　而属于邓清明的欢迎队伍只有两个人。从酒泉返回北京的那一天，女儿邓满琪和妻子一起去机场接他。她们在家里备好了一桌饭菜和红酒，带去了鲜花。妻子还特意穿上了红色的衣服，笑容满面。邓清明
　　
　　回到北京的家里，航天员邓清明走进卫生间，打开水龙头，水流声盖住了他的哭声。在之后的一些场合，他不断地表示，这是他最接近太空的一次。那一年他50岁，距离1998年入选为航天员，已经过去了18年。
　　
　　消失的人
　　
　　这是一个会在日常生活中“消失”的职业，是否能够“飞天”都不会改变这一点。
　　
　　1997年年底，中国第一批航天员来到北京航天城，在花了一周时间收拾完航天员家属楼后，他们才知道，原来自己不能和家人一起住在這里。
　　
　　他们搬去了另一栋神秘的“红房子”，那是航天员公寓。包括邓清明、杨利伟在内的14名航天员都住了进去。他们距离市中心只有20多公里，距离家人只有一个院落的距离，却像隐居一样，与世隔绝。
　　
　　士兵严密把守，外人不得入内，一周五天都是如此。进出公寓都要拿交钥匙，登记时间，专车接送，专人护送。他们不能在外面吃饭，不能私自外出，即使是集体出行，也必须坐火车，且不能坐同一列火车。
　　
　　在航天员之外，他们大多还担任了父亲的角色，但总是没办法见证孩子的成长。邓清明的女儿邓满琪小时候喜欢看天，因为只有一直盯着天空看，才可以在飞机经过的时候第一眼看到。在她看来，飞机就是爸爸，爸爸就是飞机。
　　
　　由于不能暴露身份，对亲属之外的人来说，他们的缺位更像是一种“失踪”。可是一旦成功“飞天”，这些航天员的存在感并不亚于当红的明星。杨利伟是第一个，也是收获最多瞩目的一个。
　　
　　邓清明从未“飞天”过，当红不是他的烦恼。如果你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他们的名字，会发现已经“飞天”的航天员们的搜索结果是百万级，其中以杨利伟最多：833万个。而邓清明的搜索结果是万级：8。9万个。
　　
　　2006年，他以微小分差落选神舟六号任务。飞船还在天上的时候，他难得有空参加女儿的家长会。那一天，恰好有记者到学校采访费俊龙、聂海胜的孩子，现场一片热闹。邓满琪也是航天员的孩子，但是没有人注意到她。
　　
　　那个时候，女儿对他哭：“为什么你总是上不了天啊？”他也没办法回答。这是不止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选拔，不是B角可以如愿走上舞台的励志故事。他只能挤出一脸笑，宽慰女儿：“还有机会。”
　　
　　等
　　
　　对中国的航天员来说，等待是常态，那始于1995年。那年冬天，第一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工作正式开始。
　　
　　那次选拔的规模几乎是空前的。99%的淘汰率，3000多名参与初选的飞行员，为期半年的初选体检，长达两年的筛选，层层淘汰，最终只留下了14个人。邓清明是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