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对观众

朱天文讲过一句话：“创作是从背对观众开始的。”
　　
　　这句话很对侯孝贤的胃口。
　　
　　2007年，侯孝贤在香港浸会大学做了整整3天的电影讲座。他剖白自己的电影观，说：“你这样一直看着观众，这个人要这个、那个人要那个，你又不是卖百货的，要给他这个、给他那个……观影者到底需要什么，你很难完全满足。”
　　
　　当时，侯孝贤刚拍完电影《红气球的旅行》。那之后，他有8年时间没有新作问世。
　　
　　其间，《刺客聂隐娘》开拍，又搁浅。侯孝贤四处找投资，内地、香港、台湾，找了个遍。又开拍，又补拍，很不容易。
　　
　　2015年，侯孝贤终于回来了。5月，《刺客聂隐娘》在戛纳得奖。他还是那句话：“创作是背对观众的。你要想票房和观众，就完蛋了。”
　　
　　“你看马尔克斯的小说吗？”他问我，“他的描写多厉害，真是百中无一的大师。你要让我看那些通俗的，我真是翻两下就不想看了。我就是这样，哪怕类型片，最后拍出来也成了我的艺术片。”
　　
　　但一个创作者，总会有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观众吧。
　　
　　我问他：“你最希望被谁看懂？”
　　
　　他想了半天，中途去上了一次厕所，回来又想，好不容易，终于开口了：“米兰·昆德拉。”
　　
　　早年间，昆德拉写过一篇杂文，叫《电影已死》。言下之意，在商业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作者电影已死。侯孝贤希望昆德拉看到《刺客聂隐娘》——一部他花了17年时间酝酿、打磨的电影。
　　
　　他是在用这种方式跟昆德拉打招呼：“嘿，没死，它硬硬的，还在。”
　　
　　68岁的坚持
　　
　　我老实向他承认，《刺客聂隐娘》我并没看懂。此前，我在电影公司的会议室里和几个记者一起看了点映场。我知道它讲了一个不能杀人的杀手的故事，也认得出舒淇、张震和周韵，画面又极美，犹如傅抱石的国画，但叙事交代不充分、剪辑跳跃，确实影响我进入电影——看《刺客聂隐娘》的感觉，犹如在做一道完形填空题。
　　
　　他也老实承认说，后期在剪辑室里，他确实没怎么考虑讲故事这件事。他甚至没有照原来的剧本剪片，以致朱天文第一次看完成片之后相当不满意。很多交代剧情的段落因为镜头不好、表演不好或者画面不好看，被他毫不留情地舍弃了。
　　
　　“中间是会跳跃，因为被省略掉了。”他说，“跳跃对我来说没什么，我的影像不是拍信息，我是拍一个情境，所以我的剪法跟别人的不一样。”
　　
　　侯孝贤在用《刺客聂隐娘》圆梦。它比侯孝贤以往的任何一部電影都“任性”，因为到了68岁的年纪，中间又有好几年没有拍电影，他决心要不惜代价，做一件追求极致的事情。
　　
　　“我已经太老了。拍这部片时已经六十几岁，时间、机会也没多少了，就做自己最想做的，坚持自己最想要的。”
　　
　　他最想拍武侠。小时候，跟着哥哥看遍了金庸、还珠楼主、诸葛青云和平江不肖生。他也想过拍藤泽周平的武侠小说，迷恋其中武士们的节义和操守，“就像沙子进了眼睛要闭，苍蝇飞到皮肤上要拍”，既真实，又是一种本能。电影《刺客聂隐娘》海报
　　
　　1998年，拍完《海上花》之后，他开始看《资治通鉴》，计划去新疆勘景，为《刺客聂隐娘》做准备。编剧谢海盟在《行云纪》里回忆说，那时候，侯孝贤在《海上花》中已经把自己标志性的长镜头美学发挥到了极致——这部电影全片只有39个镜头——他需要寻求其他的突破和乐趣。
　　
　　侯孝贤深受“二战”后法国新浪潮、德国新电影和意大利写实主义的影响。他是真实的信徒，追求用灯光、底片和镜头还原出尽量真实的世界。在他看来，“模仿出来的真实和真正的真实是平等的，甚至可以独立存在”。而在武侠世界里，侠客的打斗则有超现实的意味，如何将其与他的个人风格协调起来，这个问题一时之间难以解决，再加上成本高昂，所以拍摄被搁置了。不过，十几年后，我们可以看到，侯孝贤仍然尽量避免在《刺客聂隐娘》里吊威亚——全片只有一两处镜头使用了反重力的夸张手法——力求真实可信。
　　
　　侯孝贤在追求真实的路上已经走得非常远了，他甚至有对真实的“洁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