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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曼:父母为“师”,良友作“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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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曼:父母为“师”,良友作“伴”

不试讲四遍不上台
  
  蒙曼是天生的好老师
  
  讲台下或者屏幕前,从几十个学生,到几百个学生,到成千上万、上百万、上千万人……蒙曼永远谈笑风生,镇定自若,故事百转千回,观点一语中的。个子不高,年纪不大,却有指挥十万雄兵的气场。
  
  蒙曼不讲“无意义”的话,要讲就讲“要害”。
  
  她讲毛主席诗词,“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这首诗你可以从任何地方讲起,而我会讲在毛主席心目中,中国就是一个大十字构架,‘茫茫九派流中国,’是长江;‘沉沉一线穿南北,’是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面对历史使命,他抒发一种舍我其谁的豪情。这是这首诗的精髓。我不会从登黄鹤楼讲起,告诉你毛主席登的不是历史上的黄鹤楼,那个黄鹤楼早毁了……你讲这些有什么用?他登的哪怕是他家门前的一个土堆,他想的也是中国的问题。”
  
  这是蒙曼研究历史的观点,要有大眼光,有“笼罩性”看法。
  
  而她在讲台上的自信,则自称是练出来的。
  
  2002年,从北大历史系博士毕业后,蒙曼回到她读本科和硕士的母校中央民族大学当老师。第一学期学校排了3门课,蒙曼每天备课到凌晨两点。“我在教案上精心标注,这个地方我要讲一句什么话学生们爱听,那个地方要说一个什么笑话大家会笑。”她甚至给同宿舍非历史专业的朋友试讲,“看见她笑了,我就知道这个笑话成了。”学生听她的课轻松快乐,没人知道那些笑话都是她对着镜子练好的。“临场发挥有,但不能全指望临场发挥。”
  
  对蒙曼来说,在教室里讲课和在电视上讲课并无实质的不同。最初上《百家讲坛》,她每一集都要先在父母面前排练,哪怕录制前夜才写好教案,也要赶在早晨四五点钟先给父母试讲三四遍,然后“才敢出门”。
  
  第一次上《百家讲坛》,蒙曼32岁,是这个栏目最年轻的讲师。“我并不比别人强,事实上人家先天会觉得你不如人,而你不能坐实这种想法,必须要超出他们的预期。因为介意,所以努力。”
  
  蒙曼喜欢講台上的自己看上去自信而轻松,就像她的爸爸。他因为热爱文学,从教英语转到教语文,上古文课从来不拿课本,因为“全部都背下来了”。只有家人知道他潇洒的背后下了多大的功夫。
  
  蒙曼的父母都是教师,他们深刻地影响了她的教学风格。
  
  在她的家乡河北省平泉县,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除了县城中学有英语课,乡下的中学是没有英语教师的,这意味着当地学生高考要比外地学生少一门课的分数。蒙曼的父母被紧急抽调出来培训乡村英语教师。“我爸爸当班主任,我妈妈负责讲课。”自己编教材,一天8节课,学生们都是乡下中学年轻的代课教师,他们从ABC学起,学半年回去教初一,1年后再回来学初二英语,明年再学初三英语……5年轮训了5期,妈妈不敢请一天假,因为觉得“一节课也耽误不起”。
  
  蒙曼记得那些年妈妈身体不好,但总不肯去医院。有一次牙疼,就在教室里放了两只大水桶,一只装凉水,疼的时候漱口,相当于冰镇,然后吐到另一只空桶。每天回到家,妈妈累得只能躺在床上,话都说不出来,爸爸和哥哥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学生离开的时候,总是哭着说舍不得老师。“我们县的英语师资就是从这些人开始的,他们改变了学生的命运,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多年后,他们是各个岗位的佼佼者。有时候想,真应该给我们家老太太树碑立传,但她不图这个。”
  
  妈妈备课的认真程度让蒙曼至今记忆犹新。后来妈妈又接到培训乡下教师学习大学英语的任务,她认为自己的水平不足以教大学课程,就找来各种英语广播教材天天学习,不断提高。
  
  还有一次,学生来请教课文里关于坐飞机的内容,妈妈没坐过飞机,没有感受,不知道怎么向学生解释,正好一个熟人的女儿是当空姐的,“那个年代没电话,她竟专门跑到人家家里去请教。”
  
  这样的家庭教育对蒙曼影响至深。有段日子,蒙曼在《魅力中国城》做嘉宾,尽管她只需做文化方面的点评,却将各个城市的全部信息包括旅游、生态乃至水文都了解个遍。即便如此,她仍然认为自己对待工作的态度“赶不上父母那一代人”。
  
  最易被人品高贵的人打动
  
  蒙曼喜欢与认真严谨的人共事,更易被人品高贵的人打动。当她还是一个提前两年上学的一年级小学生时,有一天放学下大雨,老师脱下自己的蓝外套披在她的头上,然后把她抱回家。“老师淋得湿透,厚重的褂子把我遮得严严实实啥事没有。”
  
  那件蓝外套,温暖蒙曼到今天。在她后来的人生中,类似的温暖始终伴随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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