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人类的可耻疮疤

严瑞珍名片
　　
　　（1929—）农业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曾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秘书长，兼任浙江大学教授。
　　
　　今年77岁的严瑞珍是温州市鹿城区人，家住市区鼓楼下，中学就读当年的温二中，读小学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温州临海，日本鬼子的航空母舰就停泊在瓯江口外面，日军为了训练飞行员，每天派遣飞机，对温州市区进行轰炸。严瑞珍的童年就在每天惶惶躲避炸弹中度过。
　　
　　为了躲避日寇的狂轰滥炸，家里人带着他逃到乡下，住在农民家里。小瑞珍看到房东老大娘家徒四壁，披着一件非常破烂的旧棉袄，点着昏暗的菜油灯，每天深夜辛苦编织草席，弥补家用。从小在城里长大的他被第一次接触到的农村悲惨贫困现象震惊了，这是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的背影。他的心里从此有了深深的三农情结，立志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为农业、农村、农民做点事。
　　
　　中学毕业后，严瑞珍一连考取了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医学院五所大学。“怎么一下子考中五所大学？”“当时的考试时间是各所大学自行安排的，不像现在集中在几天内，所以我就这家考了考那家，于是出现都考中的情况”，严瑞珍向记者解释。
　　
　　选择哪所大学呢，这些可都是名校，严瑞珍的三农情结促使他最终选择了南京大学的农业经济专业，由此踏上研究农业之路。1952年，农业经济专业毕业后，为了深入钻研农业问题，他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农业经济研究生。
　　
　　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迎来了50华诞，同时迎来的，是人大毕业后一直留校任教的严瑞珍从教50周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从事农业研究与教学，迄今18种著作都是关于农业经济的”，他说。确实，从195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著作《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到200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山区的综合发展》，单看书名，就知道都是围绕着三农问题。
　　
　　而一生视线向下，情系基层，也让他事业蒸蒸向上，1988年，他与人合著的《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获得了“薛暮桥价格学奖”，该奖是我国价格学的最高奖；1990年，他与别人合著的《中国贫困山区开展的道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该奖是我国经济学的最高奖，民间有“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奖”之称；1997年，他的《反贫困中的市场与政府行为》再一次获奖，这次是中国社会科学基金奖。
　　
　　严瑞珍并不是一个空头理论家，他致力于做一个知行合一的学者，“改革开放后，经济学家都往沿海发达地区跑，我反其道而行，驻扎内地贫困地区，帮助农民脱贫”，严瑞珍说：“现在还存在有些人的基本需求都不能得到满足的现状，这是人类的耻辱，所以我把贫困看成是人类庄严的脸上一个可耻的疮疤。”1994年，他携带着德国合作发展基金会（EZE）提供的千万扶贫款，来到巍巍太行山区的河北内丘县，创建了一个贫困农村的发展试验区。
　　
　　“当地都是石头山，没有土没有水，你知道，没有土与水，就不能长东西，不长东西就没有收入来源。我就首先创造土。当地的岩石叫片麻岩，很硬，但炸开后很容易风化成土。于是，我们就用大量炸药炸，打了几百炮，好像打了一场中东战争。”把岩石炸成土后，严瑞珍就发动大家修成梯田，高处种上板栗，低处种上苹果。
　　
　　当地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有个农民家庭，两个孩子同时考上县里的初中与高中，本来是好事，但因为穷，没钱交学费，父亲深感愧对孩子，自杀身亡。参加试验后，当地每人可以拥有80来棵板栗树，每户人家可以收成近一千斤板栗，按3元钱一斤，一户人家年收入有3000多元，基本可以脱贫了。“现在他们那里原来光秃秃的山区全部都是果树林”，严瑞珍欣慰地说，比如有个村叫九寨会村，村干部带领整村，两代人才种了600棵果树，参加他的试验计划后，仅仅三年就种了3万棵果树。1998年7月，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对他进行专访，数据显示，经过四年试验，当地33个村12000人解决了温饱问题。
　　
　　严瑞珍，一个投身于反贫困，把“农”字当成一生关键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