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彭走了
我和老彭是北京大学的同班同学，老彭是我们班的生活委员，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大臣”。
当时男同学住在36斋，女同学住在27斋，男生女生之间交往比较少。我一直叫他“老彭”，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白头发就很多，我心想，这个人怎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白头发。他和我们班同学的关系都很好，因为他办事认真，有责任心，给人的印象就是热心诚恳、非常愿意帮助别人。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有一次，老彭带我去香山玩儿，爬到“鬼见愁”，我实在口渴得很，老彭就去找水。估计是买不到水，他买了点啤酒回来。我说，我从来不喝酒，他说，喝一点没事儿，啤酒也能解渴。谁知道我喝了一点点儿就晕得不得了，路也走不动了。他问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说，我从来不喝酒，是你说没有关系，我才喝的。他就耐心陪伴我在那儿休息，直到我酒劲儿过去，慢慢缓过来。
大学四年级的暑假，我姐悄悄地告诉我，说家里给我相中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我根本没有见过。因为我不愿意，所以我就向父母说明自己已经有意中人了，他出身农村，是我在北大的同学。我之所以要告诉父母，是不想让二老再管我的婚事。
我和老彭之间没有说过我爱你、你爱我，也就是约着去未名湖畔散步。毕业前，我们在未名湖边合影留念。毕业分配后，老彭去了武汉大学，我去了敦煌。那时候我们想，我先去敦煌一段时间也很好，反正过三四年后学校就可以派人来敦煌替我，到时候我还是能去武汉的。在北大分别的时候，我对他说：“很快，也就三四年。”老彭说：“我等你。”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竟是19年。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我和老彭真正聚在一起是在1986年。老彭也调入敦煌研究院，最初的一段时间在兰州，后来到了敦煌。
到了敦煌后，老彭放弃了在武汉大学从事的商周考古的教研事业，改行搞了佛教考古。他主持了莫高窟北区石窟两百多个洞窟的清理发掘工作。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是研究所成立40多年以来想搞清楚而没有搞清楚的问题。老彭热爱这个工作，一跟人說起北区，就兴奋得停不下来。如果他的价值因为来到敦煌而得不到实现的话，我一辈子都会感到内疚，好在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事业。
北区石窟的考古发掘，被认为是开辟了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老彭年过半百之后放下自己做得好好的事业，从讲台到田野，一切从零开始。老彭在莫高窟北区考古发掘的收获，对他和我来说，都是一种安慰，命运对我们还是非常眷顾的。
老彭这一生不容易。小时候家境贫困，他是兄嫂带大的；娶妻生子，他和我又两地分居，家也不像个家；自己在武汉大学开创考古专业，为了我而中途放弃；没等享受天伦之乐，他晚年又得了重病。
他第一次得病是2008年秋天，在兰州检查确诊为直肠癌。记得当时他给我打电话，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情况不好。他说：“查出来了，我直肠里面有个疙瘩，怎么办？”我就联系兰州的同事陪他继续检查，又往北京、上海打电话，最后在上海找到一位专家。后来，我陪他去上海住院、做手术和治疗。手术很成功，治疗的结果也很好，后来没有复发。
他出院后在上海的孩子家里疗养了一段时间，我天天为他做饭，给他加强营养。他刚出院时，瘦得只有40多公斤，慢慢营养跟上了，他的体重到了60多公斤。2009年的春末夏初，我们俩回到敦煌，老彭的身体已基本康复。我跟他说：“你现在要休养，以休息为主，以玩为主；想看书就看书，不想看就不看。你愿意怎样，就怎样。”他很理解我的安排。
从2008年到最后走的近10年时间里，他过得还是很愉快的，有时出去开会，有时出去游玩。老彭很早就喜欢玩微信，那时候我都还不会。他也愿意散步，喂猫，到接待部和年轻人聊聊天。他退休之后，我们俩一起去过法国，他自己还去过印度。
1965年，樊锦诗和彭金章在莫高窟合影
以前我总是想着，等我真正退下来，我们还有时间到各处去走走玩玩，实际上我的闲暇时间很少，无法陪他出去痛痛快快地玩。
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他。我忙，他生病后我不让他做饭，早上、中午两顿都是他去食堂打饭，晚上就熬点稀饭，他还承担了洗碗的家务。其实，这一生都是老彭在照顾我，家务活都是他帮我在做。其实，他不太会做饭，但只要他做，我就说好吃。他爱包饺子、爱吃饺子，馅儿做得很不错。他喜欢吃鸡蛋羹，却总是蒸不好，我告诉他要怎么蒸，怎么控制火候。我蒸的鸡蛋羹他就说好吃，他满足的样子像个孩子。
2017年年初，他第二次生病，这次的病来得突然，来势凶猛，发展迅速。
春节没过完，我就送他去上海的医院检查，确诊老彭患的是胰腺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几乎绝望，浑身无力，实在难以接受，心里一直在想怎么办？我请求医院设法救救老彭。医生耐心地给我解释：“胰腺癌一旦被发现就已经是晚期，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美国的乔布斯也死于这种病。要么开刀，但我们把你当朋友，跟你说实话，他这样的年龄，如果开刀就是雪上加霜。”我把孩子们叫来一起商量，最后定下的治疗方案就是：减少痛苦，延长生命，不搞抢救。老彭不问他得的是什么病，跟大夫相处得还挺好。我没有勇气告诉他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也不让我说。医生亲自告诉老彭，说他得的是慢性胰腺炎，这个病不太好治，要慢慢治，希望他不要着急。
在整整6个月的治疗过程里，我几乎天天往来于旅馆和老彭的病房，也经常与医生联系，商量如何治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还是想不通，他怎么会得这个病？像他这样好的人不应该遭此不幸，为什么老天爷偏偏要让老彭得这个病？
我查了一些资料，所有的资料都显示，胰腺癌是不治之症。有一次，我看到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写的文章，她是医生，见过无数病人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她说人最佳的一生就是“生得好、活得长、病得晚、死得快”。她不主张无谓的抢救，认为这样非但不能减少临终病人的痛苦，反而会给病人增加痛苦，主张要给临终病人一个体面、有尊严的死亡。
这样，我也慢慢地平静下来，面对现实，告诉自己要多陪陪他，在饮食上多想些办法，尽量给他弄些他爱吃的食物，多给他一些照顾，多给他一些宽慰，减少他的痛苦。
老彭很相信医生，从来不跟我打听病情，其实少知道点也有好处。现在如果有人问我如何看待死亡，我想说，死并不可怕，每个人都会死，但最好是没有痛苦地死去。治疗过程中的前三到四个月，老彭的情况还比较稳定，心态比较乐观，饮食也还不错。他说治好了，要给大家发红包。我问他给不给我发红包，他说给我也发。
他很愿意跟人聊天，有时候和医生也能说上好一会儿，我就叫他少说几句，多歇息。那时候，他还会看看电视、听听歌，我也不太愿意跟他聊痛苦的事。有时候我让他吃一点酸奶，他说不吃，我说就吃一口吧，他又让我先吃，然后他吃了还说：“甜蜜蜜。”
医院食堂每周星期三供应一顿饺子。一到日子，他就说：“今天星期三，你们早点儿去买饺子。”他一定要让我们陪护的人在病房里吃，他看着我们吃。我说：“老彭，你看着我们吃馋不馋，要不你吃一个尝尝味道。”我心里知道，虽然我们努力帮助他减少痛苦，但毕竟这个病很折磨人，要想完全不痛苦不难受基本不可能。
到后来，我攙着他走路时都能感觉他浑身在发抖。他说自己又酸又胀又痛，还跟我说想要安乐死。这件事我无能为力。我知道他一直在和病痛做抗争，我能做的就是请大夫想办法，缓解他的痛苦。
老彭特别坚强，痛到那种程度了，还坚持要自己上卫生间。他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下，什么姿势对他来说都很难受，但他从没有叫过一声。一看见医生来查房或看他，他还露出笑容，稍微好一点点就又充满求生的希望。我心里明白，他正在一天一天地离我们远去，直到最后离开。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想各种办法，好好护理他，不让他受更多的罪。
他刚住院情况比较好的时候，我还偶尔到外地出差，都是速去速回。最后将近一个月，我和两个儿子，外加一个照顾老彭的小伙子，4个人轮流值班。白天我在病房守着他，晚上看他吃好安眠药睡下，我再回去休息。他从来不想麻烦别人，因为夜里难受来回折腾，第二天我还听到他给老大道歉：“昨天晚上对不起。”我说：“你说这个是多余的话，他是你儿子呀，护理你是应该的。”但是，老彭就是这样一个人。
有一天，我轻轻地摸摸他的额头，他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抬起身子，把我搂过来吻了一下。他走的那天早上，五六点钟医院就打来电话，说老彭的心率、血压都在下降。我想他可能不行了，就急忙往医院赶。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了，我就大声叫他：“老彭！老彭！老彭！”我一叫，他就流眼泪了。听说人在弥留之际听觉是最后消失的，我想他应该听到了，那是中午12点。
老彭走后的半年，我瘦了10斤。按照他和我的想法，后事办得越简单越好。我向研究院报告了情况，叫院里不要发讣告。老彭是2017年7月29日走的，我们31日就办了告别仪式。我没有发言，两个孩子也不让我发言，他们就代表家属发言。我想把“老彭”带回敦煌宕泉河边。两个儿子说：“你带走了我们看不见，所以骨灰暂时存放在上海。”清明、立冬，还有一些节日，他们都会去看看。
一个月后，我又回到敦煌。一切都是老样子，只是我的老彭不在了。
我早上就弄一点儿饼干、鸡蛋、燕麦吃，中午自己去食堂打饭，一个人打一次饭就够吃中午、晚上两顿，晚上有时候也熬点小米粥、煮点挂面，就像他在的时候一样。其实，我一直觉得他还在，他没走。
有一次别人给我打电话，问：“你现在跟谁过啊？”我说：“就我跟老彭。”对方一下不说话了。每次出门，我都想着要轻点儿关门，老彭身体不好，别影响他休息。我把一张他特别喜欢的照片放大，就放在我旁边。2019年除夕那天，我跟他说：“老彭，晚上咱俩一起看春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