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夫妇的爱恨情仇
相识相伴
1926年，吉鸿昌率军驻防兰州时，已是而立之年，尚无妻室。尽管有许多人给他介绍“名门闺秀”，可吉鸿昌总是婉言谢绝。
这个时候，多才多艺的胡月英刚好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由于上学时受进步老师和进步思想的熏陶，所以她非常喜爱读革命书籍，反对缠足和封建买卖婚姻等恶习。说来也巧，—次偶然的机会两人相识了，吉鸿昌被胡月英特有的气质所吸引，两人在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近并喜结良缘。婚后，胡月英改名为胡洪霞。
由于吉鸿昌幼年失学，读书不多，所以常感到所学知识太少，婚后，他即拜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夫人为师。吉鸿昌只要在家，这个家庭学习班就开始上课了。在这个特殊的学习班中，吉鸿昌进步很快，胡洪霞经常指着他伏案苦读的样子，开玩笑说：“孺子可教也！”
后来，在长期的革命工作实践中以及夫人的思想熏陶下，吉鸿昌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为了能使丈夫更快地向无产阶级战士转变，胡洪霞在家中常常向吉鸿昌介绍马列主义的书，还常唱《国际歌》给他听。
1931年，吉鸿昌因拒绝“剿共”而被蒋介石撤了职，随后被迫携夫人出国考察。在国外的一年，也是吉鸿昌宣传抗日斗争的—年，他沿途慷慨陈词，并在夫人的协助下，写成了《环球视察记》一书。第二年回国后，吉鸿昌立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他向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转变。
这时，冯玉祥领导的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蒋两面夹击下，内部分化成了两派。吉鸿昌、方振武等坚决抗日者，终因势孤力单而兵败。1934年5月，吉鸿昌回到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他家三楼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出版机关刊物《民族战旗》报。他的住宅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因而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
囤圄内外
1934年11月的一天，吉鸿昌像平时一样到饭店去“打牌”，到了下午3点，因党组织需要一笔费用，吉鸿昌又匆匆赶回家里。一进门，衣服还没来得及脱掉，吉鸿昌就对夫人说：“你不是有一万块钱存折吗？快给我，我有急用。”吉鸿昌自参加革命以来，这样的事也非第一次，夫人总是欣然赞同。可是现在，家里的钱已快消耗殆尽了，这一万元是他们前不久将房屋抵押给一家企业才得来的，用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胡洪霞一算，如果再有5天，存款即可到期，那时又会有一笔可观的利息。于是，她希望能等上两天，但吉鸿昌笑着说：“干革命，反蒋抗日，哪能再等两天啊！”
吉鸿昌刚把存折交给组织，他就被由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布下的特务发现了。国民党特务和法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相互勾结，吉鸿昌不幸被捕。
此后，特务们还将胡洪霞等和吉鸿昌住在一起的其他8位亲友全部逮捕。在胡洪霞放出来后，四处奔走营救吉鸿昌，但结果都是碰钉子。为了阻止法租界工部局将吉鸿昌“引渡”给国民党政府，胡洪霞去找法国律师罗伯特，但罗伯特的条件是先得将房契交给自己，至于有无成效，不能保证。吉鸿昌得知此事后，极力反对她这么做：“没有我的签字，什么冤枉钱都不要花，钱留着还有更大的用处。”
不久，吉鸿昌和任应岐被送到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同日下午又送到国民党第51军军部，连续受审。就在胡洪霞还在为营救吉鸿昌奔走时，她接连收到吉鸿昌让人带出来的两张字条。一张写的是：“垂天之鹏，制于蝼蚁。”另一张写道：“转入宪兵司令部，凶多吉少，不要难过。”
继承夫志
吉鸿昌在狱中披肝沥胆，侃侃而谈，向同狱的难友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揭露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胡洪霞为了营救吉鸿昌，又专程到泰山去见冯玉祥，但终未想出解救办法。就在胡洪霞从泰山回天津的当天晚上，她接到吉鸿昌从狱中托人带出来的最后一张字条。吉鸿昌写道：“—定要搬出万恶的租界，好好照顾一对儿女，小心夜长梦多。”
敌人最后一次审讯也以失败而告终，吉鸿昌带着满身的伤痕回到了狱中，他知道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要到了，就抓紧每一分钟向难友们宣传抗日救国的大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直到嗓子说哑了，仍在不停地讲。许多同狱的难友都感动得哭了。最后，他把自己的金壳表拿了出来，让典狱长帮他卖掉，置办了一些较好的饭菜，给难友们吃，他说：“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出了狱就可以去抗日了！”
1934年11月24日早晨，吉鸿昌被敌人杀害了。
吉鸿昌就义以后，特务不许家属领尸，胡洪霞急得把头撞在陆军监狱的铁栏杆上，表示强烈的抗议。最后几经周折，特务们敲诈了一万元钱，胡洪霞才于11月27日将遗体领出来安葬。胡洪霞领出吉鸿昌遗体的时候，虽然已是他牺牲的第4天，但他那刚毅的面容还和以前一样的安详。
就在将要入殓的时候，胡洪霞发现吉鸿昌贴身放着两张小字条，一张上面写着“不要告诉我夫人”；另一张上面写着“不要厚殓”。看到这熟悉的笔迹，胡洪霞顿时昏厥了过去。
丈夫的死使胡洪霞彻底明白了，不把国民党蒋介石打倒，中国人民是没有好日子过的。她还当即改名为吉胡洪霞，并用这个名字发表了《吉鸿昌就义前后》等文章，彻底揭发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抗日志士的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