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最后”的故事

民国时期，大师辈出。如今，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然而，他们的精神、思想、信仰种种，却不会轻易被雨打风吹去。哪怕是他们生命“最后”的故事，读来也格外动人。
　　
　　梁启超被协和医院误诊，割除右肾，术后病情加重，于1929年1月19日溘然长逝。然而，就在1926年被误诊后，反对西医的声音甚嚣尘上，梁启超却发表了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声明，公开为西医辩护，希望人们不要为了个别病例误诊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陈独秀晚景惨淡，贫病交加，却并非无所作为。他撰写的《小学识字教本》，颇有含金量。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审查书稿时，认为“小学”两字不妥，要换。陈独秀听说后，恼怒地答复：“陈立夫懂什么？‘小学’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两字一字也不能改。”国立编译馆慑于当局，不敢付梓，但之前预付的5000元却没有再要。陈独秀对妻子潘兰珍说：“书没有印，这5000元不能动。”1942年5月13日，陈独秀卧病在床，正写到《小学识字教本》（下）中的“抛”字，便四肢无力，不能入睡。半个月后，陈独秀撒手人寰。
　　
　　1950年12月19日晚，傅斯年穿着一件厚棉袄伏案写作，妻子俞大彩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袜子。因为傅斯年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俞大彩催他早点休息。傅斯年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办的杂志写稿，希望尽早拿到稿费，“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翌日，在台湾省参议会上，傅斯年因脑出血猝然弃世。没多久，董作宾将稿费交给了俞大彩，说：“这就是那笔稿费，先生嘱托我交给你的。先生跟我讲了，自从你嫁了他，没过上舒心的日子，这篇文章的稿费，是要留给你贴补家用的。做棉裤之说，只是先生的托词。”这时，俞大彩泣不成声。
　　
　　1962年2月22日，胡适嘱咐秘书王志维替自己物色一所房子，他说：“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之一，就是不准在宿舍打牌。我也不应该不遵守傅先生留下的规矩。”王志维听罢，很是感动，第二天便开始四处联系。但房子还没有着落，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举行的第五次院士会议上，胡适便因心脏病猝发倒地，含笑而终。
　　
　　1949年末，梅贻琦客居美国纽约，“清华基金”全部掌握在他的手里，但是他住的公寓却小得连一间单独的卧室也没有。在台湾，建立新竹清华时，梅贻琦不苟取分文，所有基金只用在图书、仪器、研究和聘请教授上。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逝世。他的遗物是一只手提包，里面是清华基金的账本，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梅贻琦执掌清华几十年，从未沾欠公家毫厘，保持清白一生，让清华师生引以为慰。
　　
　　曾昭燏是我国杰出的女考古学家，生前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1964年12月24日，在经历了数次政治运动后，不堪压力的她决意告别人世。当天，她对司机淡淡地说：“去灵谷寺吧，我想散散心。”到了灵谷寺，她将一包苹果送到司机怀中，轻轻地说：“请你吃着，等我一会儿。”说完，就匆匆向灵谷寺走去。在塔下茶室，曾昭燏逗留沉思，拿出笔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几个字，然后将纸条装进了大衣口袋。大约十几分钟后，外面的游客忽见高耸的灵谷塔上，一个身影凌空一跃——代女杰与世长辞。人们在曾昭燏的大衣口袋里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死，与司机无关。”司机没有受到牵连。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贤人之范，愈久弥珍。这就是先贤们留给我们的“最后”的故事。诚然，这一个个小故事不及先贤全貌之万千分之一，但他们的卓识、桀骜、温情、襟怀、廉洁、仁爱，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成为我们民族记忆中最温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