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校长的刚烈

民国史上，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师范大学女校长，杨荫榆是不可忽略的。
　　
　　杨荫榆出身书香门第，1907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入青山实践女子学校，嗣后转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1911年，杨荫榆毕业回国。1913年，她担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14年，她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监。1918年，教育部首次甄选教师赴欧美留学，她在获派之列，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1922年，杨荫榆获得硕士学位，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喝过洋墨水的女学究，受到章士钊的赏识。两年后，她荣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作家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描绘出杨荫榆鲜为人知的婚姻生活。
　　
　　三姑母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窝，牙也整齐。她脸型不错，比中等身材略高些，虽然不是天足，穿上合适的鞋，也不像小脚娘。我曾注意到她是扎过耳朵眼的，不过耳垂上的针眼早已结死，我从未见她戴过耳环。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丑。即使她是个丑女儿，也不该把她嫁给一个低能的“大少爷”。当然，定亲的时候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对方底细。据我父亲的形容，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喇子。
　　
　　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想必是为自卫。据我大姐转述我母亲的话，她回了娘家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出了名的厉害，先是命轿子来接，然后派老妈子一同来接，三姑母只好硬给接走。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怕惧，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床帐子后面。那位婆婆不客气，竟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逼到这个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撕破了脸，声明她怎么样也不再回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关系。那位傻爷是独子，有人骂三姑母为“灭门妇”，大概因为她不肯为蒋家生男育女吧。我推算她在蒋家的日子很短，因为她给婆婆揪出来的时候，我父亲还在日本。1902年我父亲回国，在家乡同朋友一起创立理化会，我的二姑母、三姑母都参加学习。据说那是最早男女同学的补习学校。尤其两个姑母都不坐轿子，步行上学，开风气之先。三姑母想必已经离开蒋家了。那时候，她不过18周岁。
　　
　　也许是不幸的婚姻早早破坏了杨荫榆的心境，这位被人咒为“老孤婆”“灭门妇”的女学究性格刻板，遇事较真，一点也不通融，总给人一种捉摸不透和格格不入的感觉，再加上她一次离婚、两次留洋的特殊经历，当时，一般男女都对她敬而远之。
　　
　　身为大学校长，杨荫榆强调校风校纪，反对女生分心于功课之外，这并无大错。但她昧于大势，不知权宜变通，办学手法欠缺灵活，独开招怨之门。她撰文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一时间这句话被女生当成笑谈，暗地里讥讽她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
　　
　　1925年8月1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为了对付学生的“驱羊（杨）运动”，先是以校评议会的名义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几位干事（其中有刘和珍、许广平），然后召来军警，截断电话线，殴打女生，关闭伙房，强行解散预科甲、乙两部的4个班级。北洋政府教育部更是火上浇油，明令停办女师大，以国立女子大学取而代之，此举彻底激怒了北京学界众多知名人士（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杨氏惹火烧身，成为头号“标靶”，遭到口诛笔伐。北洋政府教育部扛不住强大的舆论压力，只好将杨荫榆当成替罪羊，免去她的教职，以息公愤。
　　
　　平心而论，在安稳的时期，杨荫榆何尝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校长，可是她身处乱世，劲敌太多，政治上歧道纷出，尤其令她无所适从。她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荒废学业，用心是好的，处理方法却是糟的，引警察入校，使对抗骤然升级，尤为不妥。
　　
　　鲁迅对杨荫榆的打击绝对具有毁灭性质，使她身败名裂，从此与“反动”一词有了洗脱不净的干系。她羞愤出京，回苏州赋闲。1927年，杨荫榆重出江湖，再作冯妇，赴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兼授外语。由于她声名狼藉，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并不待见她，更谈不上应有的尊重。当时《苏州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是鲁迅的学生，多次在报纸上重提女师大旧事，指斥杨荫榆为“专制魔君”“女性压迫者”“教育界蟊贼”“反革命分子”，弄得杨荫榆在苏州的处境极为狼狈，整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探沸汤、如坐针毡。
　　
　　1935年，杨荫榆辞去教职，但她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丝毫未减。不久，她自掏腰包，利用私宅，在苏州盘门小新桥巷11号创办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社，自任社长，招收女生。
　　
　　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奸淫掳掠，恶行累累。当时，杨荫榆居住在盘门，四邻的小户人家饱受日军蹂躏，她开办的二乐女子学术社是女学生集中的地方，自然也无法幸免。杨荫榆忍无可忍，跑去日本军营，递交用日文撰写的抗议书，并当面斥责日本军官纵容部曲奸淫掳掠，肆意违反国际公法。日本军官见杨荫榆气度不凡，日语讲得十分流利，估计她是地方上有名有数的人物，就勒令部下退还了他们从杨荫榆四邻抢走的财物。如此一来，街坊上那些被日本兽兵视为“花姑娘”的妇女都将二乐女子学术社视为首选的安全庇护所，杨荫榆出于正义感和邻里之谊，对她们来者不拒，悉数收留，为此她拿出积蓄，扩建房舍。这种情形显然不是敌酋所乐见的，于是他们想出毒招，征用杨荫榆的住宅。杨荫榆怎肯搬家，于是双方形成激烈对抗的局面。
　　
　　1938年元旦，两个日本兵来到杨荫榆家中，用一番鬼话哄她出门。在吴门桥上，一名兽兵突然朝她后背开枪，另一名兽兵则猛然将她踹入寒冷的河水里。他们发现杨荫榆落水后还在继续扑腾，又连发数枪，直到河水泛红，这才扬长而去。一个为杨荫榆造房子的木工将她从河里打捞上岸，装殓遗体时，棺木太薄，不敷所用，只好在棺外仓促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既没刨光，也没上漆。杨绛认为，“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抗战期间，在前线杀敌与在危城斥敌，同是英勇壮烈的举动，何况杨荫榆一介妇人毫无惧色，为了争取自己正当的居住权而据理力争，正气凛然地痛斥气焰万丈的日本兽兵，丝毫也不逊色于任何一名热血男儿。她晚节无亏，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也值得敬佩。当代作家陈群写过一篇文章《杨荫榆之死》，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抗日，有各种方式，有拿枪的，有徒手的，有杀敌的，有斥敌的，杨荫榆的行为，不愧是抗日英雄的行为。”听闻此言，在九泉之下受屈多年的杨荫榆应该可以略感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