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其实是社会问题

与欧美国家相比，我们肥胖的人口比例并不高，“如果这几年能够控制好肥胖问题，我们可能就不会重蹈美国的覆辙”。
　　
　　作为通亚咨询公司的创办人和首席研究员，英国人保罗·弗伦奇近10年来一直关注中国的消费市场。不过，这位经济学者无意间注意到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人越来越胖了。数据显示，我国早在2002年就有两亿人超重，其中大约6000万人肥胖。庞大的群体背后是一个巨大的经济黑洞：仅2003年，我国成人可归因于超重和肥胖所带来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脑卒中造成的直接经济负担就高达211亿元，肥胖问题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公共卫生系统的一枚定时炸弹。
　　
　　肥胖是一种病
　　
　　作为一个“中国通”，弗伦奇发现自古以来，大胖子在中国就是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的形象表征。唐代“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之一安禄山就是个“腹垂过膝，重二百三十斤”的壮汉。
　　
　　尤其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膀大腰圆的身材更是被人们艳羡。社会政治学家丁学良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后期，在他的故乡安徽宣城，某农垦师师长曾是许世友的卫士长，被托付照料他的两个儿子。由于身处动荡年代，两个孩子被要求隐瞒真实身份。但弟弟还是露馅了：“我们家在南京，到我们家来的叔叔都是大胖子。”
　　
　　这让其他孩子大吃一惊：那年头在宣城的数万人里，也就是三五个大胖子，除了县委书记和县长，剩下的就是县委大院的厨师。孩子们随即判断，这两个小伙伴爸爸的官职“肯定比县委书记、县长要大得多”。
　　
　　“那时‘将军肚’可是个褒义词。”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顾东风教授笑着回忆道：“人家会说你有福气，要是太瘦人家则会说你骨瘦如柴。”
　　
　　他清楚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他到北京石景山区进行心血管病的相关调查时，发现工人中的胖子明显比农民多，“因为工人的福利待遇好”。
　　
　　但从杨柳蛮腰到大腹便便，中国人只用了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从1992年—2002年这10年间，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人口的超重率增长了近40%，肥胖率增长了近100%。
　　
　　早在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在一份报告中将肥胖定义为疾病。在卫生部2003年发布的《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中，肥胖已被列为一种疾病。
　　
　　什么加粗了中国人的腰围
　　
　　从事心脑血管研究近30年的顾东风介绍，肥胖很容易引起血压高、血脂高和血糖高。这“三高”会造成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就像水管里的斑斑锈迹。这些“锈迹”脱落下来，就容易造成血管破裂。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脑子里就是脑溢血。另外，这些脱落下来的“锈迹”还会堵塞血管，造成脑栓塞。如果堵塞发生在心脏就是冠心病。
　　
　　腰围的增大往往预示着更大的风险。“十一五”期间，顾东风带领团队随访了两万余名年龄在35岁—74岁之间的人群。根据对调查结果的初步分析，他发现相比于腰围正常的人，中心性肥胖患者罹患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普遍增加30%—50%，随着腰围的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造成的死亡率也在逐步攀升。
　　
　　在英国学者格莱博看来，造成中国人日益“心宽体胖”的罪魁之一是饮食结构的变化。2003年，位于上海市中心的来福士广场开业时，他注意到那里售卖来自美国的热狗、土耳其烤肉、超级汉堡包和哈根达斯冰淇淋，却几乎没有中式餐饮。不过这并没有让前来就餐的白领们感到任何不适，他们都是抓紧时间狼吞虎咽一番，然后立即赶回办公室。
　　
　　与饮食结构同时改变的，还有人们的生活方式。最新发布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有83。8%的成人从不参加锻炼。
　　
　　“寄信收信都不去邮局了，都让快递公司上门服务。”顾东风说。在他的记忆里，30年前整个阜外医院只有一两辆轿车，“但现在几乎所有医务人员都不能把车停在医院内，因为要腾出车位给前来看病的患者。”
　　
　　两位来自大洋彼岸的学者，还注意到城市化进一步“加粗”了中国人的腰围。“爱护草坪是中国公园的一个最普遍的规定，这意味着，公园只是一条装饰得很漂亮的小径，而不是可以让儿童嬉戏的场所。”弗伦奇说。
　　
　　“如果周边缺乏运动的场所，人们就要回家看电视，看电视时就要吃点东西，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陈裕明教授再三强调，“很多人认为肥胖是个人的好吃贪吃造成的，不是这样的，肥胖是一个社会问题。”
　　
　　现在是一个关键时期
　　
　　在父辈们的腰围越来越粗的同时，中国的“小胖皇帝”越来越多。根据疾控中心的有关数据，我国17岁以下的肥胖人群已超过55万人。国际肥胖研究协会主办的《肥胖综述》月刊公布的研究报告也显示，中国有12%的儿童体重超重。
　　
　　弗伦奇发现，在中国，许多消费决策是由孩子掌控：“孩子们会要求在必胜客而不是街角妈妈喜欢的成都小吃就餐，在回家路上的冰淇淋摊买一个雀巢花心筒，在超市购物时再来一包阿尔卑斯特浓原味奶糖。”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助理研究员翟屹感到忧心忡忡：“本来，我们的饮食模式比西方更健康，但如果不改变孩子们喜欢吃洋快餐的习惯，等到一二十年后，我们整个国家的饮食习惯也会变得和美国一样。”
　　
　　作为超级肥胖大国，美国大约3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人肥胖。1999年，美国与肥胖相关的各项医疗保健费用总额高达1022亿美元。本世纪以来，美国医疗保健支出的1/4都用在肥胖症上。
　　
　　翟屹认为现在是控制肥胖的关键时期。与欧美国家相比，我们肥胖的人口比例并不高，“如果这几年能够控制好肥胖问题，我们可能就不会重蹈美国的覆辙”。
　　
　　2007年，卫生部等多家单位联合发起了“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目前，这个以“日行一万步，吃动两平衡，健康一辈子”为内涵的行动已经覆盖全国55%的县区。
　　
　　我国最早尝试改变饮食习惯的行动，是1989年制定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指南后来被简化成我们所熟悉的膳食宝塔，清楚地标明了每日各类食物的摄入比例。但是，这个简单易学的宝塔推行效果并不理想。即使到1997年，医务人员对膳食指南的知晓率也仅有28%。
　　
　　事实上，200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根据这份意见制定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中明确提到，“2009年开设中央电视台健康频道，中央和地方媒体均应加强健康知识宣传教育。”
　　
　　但是至今，以健康为主题的中文电视台只有一个名为“健康卫视”的电视台。这个总部设在香港的全球首家通过卫星全频道、用汉语普通话播出的医学科普卫星电视台，并没有覆盖所有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