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梦想之名

又一年选秀季开始，前浪们还活着吗？东南卫视新近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星光大会”定位为“选秀后歌手的终结站”，把近几年落选的内地“快男”，“超女”、“型秀”，台湾“星光帮”之类的选秀歌手聚集在一起，重新出发。严格说，这些人没有落选，他们中有人当过冠军，只因时运不济，有人赶上了“超女”的黄金时代，却成为那组人中发展最不好的。选秀都会强调：在这梦想的舞台！而当所谓梦想真的实现，才发现仅有梦想是远远不够的。
　　
　　一
　　
　　余铭轩，2004年“超男”总冠军，比李宇春早一届，在他身上充分体现着“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一个青涩的孩子突然有了一种当明星的感觉，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和幻觉。大学还没读完，就被前东家带到了长沙。学业放弃了。背着8年的卖身契，怀揣着梦想当明星去了。”穷困时，他和亚军AA制一碗5块钱的米粉，那是一天的食物。“免费的通告，免费的演出，免费的……就是我的工作。跟公司一次又一次提出解约，一次又一次被拒绝。”这时‘陕乐男声”举办了，“我知道我对公司已经没有意义了，再一次提出解约，果不其然，相当顺利。真正地失业了。”
　　
　　余铭轩的失业可以归结为运气不济，他参加的那届“超男”因为没有拿到牌照，节目只在河南卫视播出过，无声无息，6年过去，他的青春也过去了。
　　
　　与李宇舂同届的易慧碰见了最好的年份，就读于星海音乐学院的她与周笔畅是同学，比赛时由于较胖，止步在全国第八名。有人对她说，如果你瘦下来就不止第八名了，为此她减掉了10斤。那届“超女”从过程到结果算是最公平的一届，选手的知名度与名次成正比。曾经平等的她们现在已经不再平等。
　　
　　春节前，2005年“超女”聚会过一次，前三名一个没来，这差别在易慧嘴里微不足道，她的解释是：毕竟大家的时间都不太好约。李字春自不用说，张靓颖走国际路线，周笔畅家境富裕，第四名何洁买了房子，第五名纪敏佳正装修房子，进了文工团，叶一茜嫁了田亮。而易慧，还在“北漂”，她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找工作，短暂的成名带给她的是适应不了朝九晚五。
　　
　　“星光大会”的制片人吴小莉说，他们有异常强烈的自尊心和戒心，表现形式就是淡化一切不愉快的过往——和公司的纠纷、经济和精神上的困窘，面对过去伙伴成功的失落。还有不断感谢自己仅存的那点“粉丝”。曾是2006年“超女”第12名的胡灵抗打击能力比一般人强大，她的身世非常悲惨，父母离异后遗弃了她，外婆把她捡回来养大，初中没毕业她就辍学进入夜店做歌手。
　　
　　选秀比赛中，为了节目效果和瞬间的感动，会制作一些选手身世的VCR，不能说这些内容是假象，但它们对选手是另一种伤害。现在自己做了唱片工作室的胡灵深谙此道，“其实不是选手家里都挺苦的，是它播出来的都是挺苦的那几个……一下就觉得我被扒光了。”胡灵说，很多情感她愿意放在心里，十几年来家人都很注意不去触碰她父母的事。
　　
　　在那速食的几个月里，他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名誉。“长这么大，突然有那么多人喜欢你，那么多人给你鼓掌，那跟酒吧唱歌肯定是不一样的。”胡灵说。他们免不了大大增加期望值，期待这些名气可以折现。每个人拿到的是不同的合约，从进分赛区前十开始，名次越高年限越长，从1年到10年不等。西安的选手党宁原本是大学生，她不太能适应这样的规则，一看到8年的台约就说：“哎呀，要到30岁，我不要活了。”
　　
　　借着比赛的热度，有一年时间里他们有很多商业演出，像以前胡灵唱一个月赚两万元，那时她一场可以赚2万元，这个短暂的暴利也是这些小孩不断地失败，又不断地参赛，坚持不离开的理由。他们经常在各种比赛中见到熟人，亲热地打招呼：“你也来了。”
　　
　　在“我型我秀”里红过一阵的师洋又去参加“快男”了，老“超女”们提起他很感慨。师洋走的是“伪娘”路线。可悲的是，师洋本届遇到了一步到位的刘著，除了身份证上的性别是男，刘著的所有外在表现都是女性。当一个选手自以为找到自我定位时，他们可能遇到三种情况：风向变了，不流行他这路子了；出现了比他更极致的人；撞大运成功了。而“伪娘”选手注定无法进入主流圈子，因为广电总局对卫视直播海选明令禁止。
　　
　　进不了决赛，注定成为选秀的炮灰，为节目炒热提供一些谈资，但这样的代价却是他们自愿付出的，他们自己也清楚游戏规则。
　　
　　二
　　
　　除了李宇春等少数人，选秀歌手们都经历了解约风波。“十强”以外的，如果没有工作，合约自动失效，“十强”以内，基本都要经过官司，当然也不是绝对，还要看公司对他们的评估。刚签约的歌手没有工资，情况好的话，会有2000元生活费，所有的经纪合约都没有保障。为企业活动或夜店做演出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一般是五五分成。易慧在与天娱单方面解约后，进入评委黑楠临时开的公司，她把它叫做“战地医院”。这种公司很不正规，经纪人卷走了她和叶一茜的演出费约10万元，不知所踪，公司认为是她们私自接商演造成的，于是对簿公堂。没有背景没有懂行的人帮忙，她完全搞不定。打官司时，央视“法治在线”来采访她，她在电视里看到人家采访的都是杀人案，现在突然自己成了当事人，忍不住哭了出来。有一刻她怨恨父母，为什么不在比赛时多花点钱投票，以至于道路艰难。
　　
　　更多的选手通过商演赚到了钱，像谭维维歌里唱的那样：“给奶奶买了新房。”但是接下来她们没有机会出唱片，胡灵开了唱片工作室，但她很坦白地说：“能够保本的，我们就觉得他是很厉害的了。实体销售太难做了，你铺货的时候，能铺出去2万张，但你可能还得收1万张回来，没有能靠唱片赚钱的，一个也没有。”很显然，电视台消化不了五六十个歌手，也赔不起这么多钱，他们只能拖延说，会发片，但要等。那些能发片的一定是有附加价值的人，比如商演和广告。“赢利的部分还是在演出上，那为什么歌手还要做唱片？其实它是可以让你自己生存下去的一个方式，因为你一定要不断有新的作品出来让大家知道‘噢，他还活着’。这是现在所有宣传的根本。”
　　
　　刚比赛完时，胡灵接到公司一个电话，告诉她，公司放消息说她和黄雅莉、何洁搞一个组合，这事不是真的，但如果有媒体问，她要默认。这属于非常轻微的炒作。当胡灵签了新东家后，公司炒她陪酒、整容的新闻，她都直认不讳，“爆出来一段，再澄清一段，但你一定要有个新作品。”当歌手们发现没有新作，只是消耗积累时，他们就会非常慌张。
　　
　　其中有些人熬不住，退出了这个职业，党宁就是这样。她也不情愿，在西安时，父母以她为荣，逢人就说“俺女子”，来到北京，她卸不下面子，上不去下不来成了他们的通病。她曾经也以唱歌为梦想，“回报差不多就行了，但却连差不多都没有。”
　　
　　在给了自己两年时间而一无所得后，她和公司主动提出做幕后宣传，报酬远比不上当歌手，只是稳定一些，她甚至不愿意被归类到“超女”，她参加“星光大会”的目的是帮公司选拔歌手，把自己放到经纪人的位置。
　　
　　三
　　
　　与什么机会都没有的路人相比，他们以为自己是喜剧，但与成功的同伴相比，他们是悲剧。吴小莉说：“如果各个卫视做完了选秀的节目之后，他们的前景和未来有人规划的话，这档节目我们是做不起来的，等于这些资源肯定是在各个卫视手里，肯定不会放给我们。他们没有未来，他们才会一次又一次地参加比赛。”除了按节目内容，带选手到台湾进行全方位明星化的包装、训练外，“星光大会”尽可能多地给这些失意者介绍各种唱片公司，再提供3个去英国音乐学院进修的名额。在“星光大会”制作团队里，流传着一个“反潮流”的说法，即，希望这档节目能让“选秀后”歌手们接受真正正规的训练，并使他们真正回归到探究音乐的本质上来。但这个目的是否能通过一个节目而得偿所愿？吴小莉略带无奈地说：“我们是希望大家也来关注这些选秀后的选手，其实他们现在的处境并不是人人都像李宇春那样的。”
　　
　　如果说选秀什么都没留下也不是实情，靠参赛维持知名度，他们可以在夜场赚到普通酒吧歌手10倍的收入。台湾的选手同样如此，他们靠这样的办法才能在东南亚登台，或者在综艺节目中做B角演员，挣一两千元的通告费。
　　
　　大多数人的浪费生命成全了少数人的光芒，为什么选秀还在办？吴小莉说：“因为内地电视台意识到了培养艺人资源的重要性。内地自制剧、自制晚会越来越多，请外面艺人很贵，需要自产自销的新鲜血液注入。”这个培养“新鲜血液”的过程需要相当长时间，这个过程里，必然还有大量的炮灰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