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薪年假中国休假最后的短板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其中提到完善并落实带薪年休假问题。是否老生常谈了呢？比如自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第198次常务会议通过《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规定不给职工带薪年假的单位，不仅是在“耍流氓”，事实上已经违法。然而，带薪年假引出的问题仍然不少。除了用人单位本身的原因以外，职场人的心态、理念也有待改善。
　　
　　在华东师范大学旅游系教授、休闲研究中心主任楼嘉军看来，去年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7000美元。对比日本1985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时候，日本的休假制度还是每周工作6天休息1天，那时的日本是全球过劳死最多的国家。与当年的日本相比，中国的情况还算不坏。如果带薪休假方面能够落实妥帖，将补齐中国休假制度的最后短板。
　　
　　休闲是重要生产力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郑州某中学老师顾某某的辞职报告，一时走红网络，真有一种“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快意与豪情。然而，亦有网友将顾老师辞职信作为上联，对出了所谓“下联”——“钱包这样小，谁都走不了。”
　　
　　也不见得都走不了，一些人索性自动“下岗”，自己给自己放大假。“20年财务工作，没计算出生命的本色。”这是某公司财务部员工的辞职原因。
　　
　　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多数人职场压力增大。近日，网上票选京、沪、穗和深圳“最强加班楼”，成了一二线城市白领热议的话题。以上海为例，相关数据显示，恒隆广场写字楼、外滩中心、世纪商贸广场位居三鼎甲。“我们的工作是5+2、白加黑。”“反正合同就是这么写的——下班前做不完的工作就要自愿留下做完。”职场人士已然对加班麻木了，甚至有白领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想出在外租房的“妙招”。
　　
　　“过劳死”现象也时有发生，最近影响比较大的事件发生在深圳。3月24日一早，36岁的IT男张斌被发现死在公司租用的酒店房间马桶上面，当日凌晨1时他发出了最后一封工作邮件。他的妻子向媒体称，张斌经常加班到凌晨，有时甚至工作到早上五六点钟，第二天上午又接着照常上班。而张斌的妈妈最后一次听这位清华计算机硕士说的话是：“妈妈，我很累！”
　　
　　4月25日，上海交大城市社会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我们的城市”论坛，议题是《调休：被拼凑的生活》。在此论坛上，楼嘉军发布了他的研究成果：“中国也已进入‘休闲时代’，虽然较发达国家来说，我国还处在低层级的休闲时代，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休闲’的重要意义。”
　　
　　楼嘉军援引美国未来学家格雷厄姆·莫利托的观点——未来推动人类经济的五大引擎是休闲、生命科学、超级材料、新原子时代、新太空时代，在整个二十一世纪，休闲将是这五大引擎中位居第一的要素。“回看1990年代，美国人用1/3的时间、2/3的收入、1/3的土地面积投入到休闲中去。中国也不例外，为何2008年中国推出《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因为当时全国人均GDP达到了3000美元，我们可以发动休闲这一引擎了。”楼嘉军说。
　　
　　“引擎”发动不畅
　　
　　记者调查发现，《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此一被楼嘉军视为发动经济引擎的“按键”，7年来开启得并不顺畅。“由于国家规定必须要有年假，护士不得不连续上24小时班，才能倒得开班去休年假。谁向上级反映谁就下岗。下了一个两个，全院就没人敢说了。”这是北京某医院护士长的诉说。虽说是事业单位，可这家由某系统的职工医院转型而来的二级医院，一直因休年假问题而惹得职工非议。当最近国务院《关于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下发后，北京这位护士长再次接到了护士们接二连三的问询。比如《意见》要求企业完善并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还指出，企业因生产经营需要安排职工延长工作时间的，应与工会和职工协商，并依法足额支付加班加点工资。可护士长并未能得到院方明确答复。院领导甚至说：“我们小小的职工医院，即使改制为事业单位，也不可能在推动国家标准上起到实际作用，‘起哄架秧子’的事，咱不干！”事实上，医院领导层确也起到了“带头作用”，院领导本人全年无休一心扑在工作上。
　　
　　与该医院领导类似，一位股份制公司的高管在过去的三年中从未休假，乃至他的妻子临产，他都在外地出差。而他本人表示，因为自己一心工作，实在无心休假。
　　
　　楼嘉军调查发现，尽管我国居民的法定休闲时间变多，但是居民的自主休闲时间却在变少。导致该问题的直接原因，则是工作压力增大。
　　
　　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近年上海职工带薪休假情况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上海职工近三年使用过带薪休假，但只有43。9%的受访职工全部休完，42%休掉部分。该项调查还显示，外资合资企业受访职工使用带薪休假的比例最高；其次为国有企业；相较之下，事业单位、私营企业和政府机关的受访职工，过去三年内使用过带薪休假的比例都不足80%。
　　
　　不同的职场环境，不同的企业文化，乃至不同的个人观念，导致了职工对年休假问题持有不同的态度。除了企业文化的差异以外，还有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硬性“规定”。比如有的企业会对年休假进行统一安排——春节时多放5天，8月放5天，剩下天数再行请假；有的限制次数，如“连续休假不得超过X天”等。至于学校教师，因为有寒暑假的关系，更不可能另行自主安排休假。还有的公司要求休假的员工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以便工作遇到问题时能够得到及时处理。
　　
　　休闲的价值在于自由
　　
　　上海大学教授黄景春告诉记者：“如果带薪休假问题不解决，公共假期就不会完善，那么黄金周就会永远拥堵。”另一方面，黄金周的拥堵，并不能更多增加国民的幸福指数。
　　
　　如何衡量国民幸福指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提出“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但现在，很多人却开始反思这样的价值观。有一种说法是，加班者伟大，因为他们奉献生命回馈社会以获取薄酬。会度假者更伟大，因为他们敬畏生命。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曾说：“与新型城市化2020和中国制造2025或新工业化匹配，中国还需要倡导分享导向的新生活方式2030。到2030年，中国达到70%城市化和工业化基本完成的同时，老百姓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追求拥有到追求分享。”追求分享，即不再是追求金钱的最大化，而是把个人所可能得到金钱、时间、空间等，进行合理分配。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的鲍宗豪教授认为，在农业社会中人们对闲暇方式的选择是有限度的，而到了工业时代，只有通过设定的假日，人们才能调节心性、保持健康，延长劳动力的输出时间。鲍宗豪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人们每周工作时间已逐步减少，从1859年的69。8小时，到二十世纪90年代已不足40小时；在欧洲，每周工作30小时并非是新鲜事。休假的时间则越来越长。美国人平均享有12天假期，西欧人享有的休假天数是美国人的2倍—3倍：荷兰人是32。5天，意大利人是32天，德国人是30天。”适应闲暇时间增多的趋势，传统的电影、电视、音乐、旅游、主题游乐园等娱乐业加快发展，同时，新兴的网络化娱乐业迅速崛起。
　　
　　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在鲍宗豪眼里，已掀起了人类闲暇方式的革命。“网络时空，使我们的闲暇方式突破了现实时空的限制，人类第一次实现了在世界范围内的闲暇方式的自由选择。”鲍宗豪说。楼嘉军认为，大妈们在广场上跳舞，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休闲。换言之，假日休闲的价值在于拥有更多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