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或不生，先想清楚

伴随改革开放降临的新一代常被贴上“独生子女一代”、“物质主义一代”、“漂一代”、“互联网一代”的标签。这样的背景带给他们的，一方面是自我意识强烈、追求生活品质、视野开阔、价值观趋于多元，另一面则是迷失于家庭宠爱、生活压力巨大、安全感缺失、心理问题复杂而突出。
　　
　　凡此种种特质，都导致新生代在生养问题上持有迥异于前辈的态度。结婚、生育是不是人生的必然选择？这一代人被推到不得不思考的境地。
　　
　　然而，社会的宽容度显然在被不断拓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站出来，申明自己不生养的态度。虽然他们各自的想法不同，却共同促成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实：人，正受到更多尊重。
　　
　　不愿做提线木偶的青年
　　
　　经过学校门口的时候，十几岁的车明宇看见站在那里等待接孩子的家长们，心生怜惜：“人生的精力都用在这上面……长大后我千万不要像他们那样。”他当时这样想。
　　
　　看到孕妇，他会悲由心生，他不仅为眼前这个被重物压迫的女子感到悲凉，更因想到她即将面临的生产痛苦而感到压抑。“如果我真喜欢一个女孩子，就不会让她遭这个罪。”他曾这样想着。
　　
　　如今的车明宇30岁了，还没结婚，也不打算要孩子。
　　
　　车明宇几年前就跟父母提及自己的这一观念，母亲不理解、不赞同，但慢慢地能够尝试尊重；而父亲则是不理解、不赞同，也不尊重。
　　
　　“我父母一直想让我做第二个我表弟。表弟的房子是父母给弄好的，工作是父母找的，结婚对象也是父母挑的，连是否要孩子都是父母说了算，你说他还活着干吗，像个提线木偶似的从不思考。”
　　
　　思考对于车明宇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他说：“对于我来说，人活一辈子，如果不考虑世界的本质，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白活了。而婚育问题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大部分的事情，做比不去做对这件事情有更深刻的理解，但是婚育正好反过来，单身的人比结婚的人对婚姻思考得更多；不生孩子的人比生了孩子的人对生育问题思考得更多。”
　　
　　车明宇觉得自己不能胜任父亲这一角色，他认定的父亲的能力包括“有钱、有闲、有精力、有教育方法”，“孩子并不是给他吃的喝的就能养起来的”，正所谓“一生儿女债”。
　　
　　对于教育的焦虑来自直面惨淡的自己：“我也有道德污点，有灰色甚至黑色地带。我不是圣人，肯定有不道德的地方。”他不放心，这样的自己，能否完成对子女良好的言传身教。
　　
　　21岁女孩的无尽忧愁
　　
　　张驰只有21岁，在心里默默地、不懈地跟父母玩着换位游戏。
　　
　　初中时，张驰谈了一场恋爱，被教导主任告到爸爸那里，小姑娘被狠狠地打了一顿，从此她很少跟爸爸说话。时至今日，她仍与爸爸绝口不谈婚恋问题。
　　
　　“我爸对我的教育非常失败，但我又不了解其他的教育方式，将来有孩子我可能也会用这种方式教育孩子，那我还不如不生。”
　　
　　一次在公交车上，张驰听到一个小孩跟母亲哭闹着要食物。女人不理孩子，孩子就叫：“妈妈，我要饿死了！”女人嫌弃起来：“死去死去，赶快死去。”张驰说：“我觉得，我要做妈妈也会是那样的。我感觉那个妈妈也不太喜欢小孩，何必生出一个孩子来作弄自己呢？”
　　
　　张驰就很可怜自己的妈妈，觉得温柔的妈妈始终过着自我被剥夺的日子。“我学习不好，我爸训我，还会埋怨妈妈没教好。我在青春期时很叛逆，妈妈就经常被我气。我觉得要是将来我变成像她那样的母亲该多可怜啊。”
　　
　　以张驰为数不多的社会经验，她为假想中的孩子产生的焦虑还不止于此。比如上了幼儿园，老师不注重开发孩子的想象力怎么办？上了小学，老师无良怎么办？
　　
　　她记得小学四年级时，自己因为说留作业过多的班主任“有病”而被同桌告发，老师咆哮着宣布革去她中队长和课间操检查员的职务；此后上课发言从来不叫她，哪怕只有她一个人举手；当着全体同学的面，称她为“死丫头”“倒霉孩子”……她不知所措，也不敢告诉父母，因为在她心里，父母和老师是一伙儿的。
　　
　　“我想，要是我的孩子碰到这种事可怎么办啊，他只能孤独地留下童年的阴影。”
　　
　　到了中学又要面临升学的压力。张驰想来想去，压迫感似乎逃不掉。
　　
　　过自己的人生
　　
　　从27岁开始思考生育问题，到30岁时裸婚，如今的秦子怡算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当初的梦想——与父母不同。她自己开公司，不给别人的大机器当螺丝钉；她决定不生孩子，过相对纯粹的自己的人生；她张罗一圈人搞互助养老，在坚持自我的同时不忘加强社会联结和支撑。
　　
　　秦子怡的生育观更多的是社会塑造的。大学毕业时她来到一家小公司，斗志昂扬地想着“只要努力工作就有机会”。她每天7点就到公司，自愿加班，赢得了老板的赏识，但也时常与老板发生争吵。比如供应商说，一个月才能供货，而她的老板要她去逼迫对方，必须7天供货，她会跟自己的老板争吵：“为什么强人所难啊？”
　　
　　她公私不分，把谁都当朋友，后来发现别人会利用她的真诚。“这特别颠覆我的价值观，人为什么这么卑劣？”她说。
　　
　　在小公司待得腻烦后，她又想到大公司充电，但公司政治让她困惑。她看到在公司待了十几二十年的人，统统都是一副嘴脸。“面具戴久了，就摘不下来了。”老同事提醒她，“不想被制度化，就早点离开。”她开始思考自我价值。
　　
　　“我不想变成那样，一个女孩如果变得功利化，就会成为一部机器，一点都不可爱。”
　　
　　秦子怡想保持自己的纯真，却用了最富有挑战性的方式，她到一家小公司做销售。
　　
　　“这个公司让我接触到城管、工商、税务……我的工作是给人家送礼，陪人家吃饭、打牌，那时候我觉得人都要崩溃了。其实，这些人都是逢场作戏，表面上对你呼来喝去，其实是在给你信号，让你给他点好处。所以，当时我就对社会现状挺失望的。”
　　
　　如今，在听到一些父母对她说孩子多么可爱时，秦子怡会反驳：“做丁克不是因为觉得孩子不可爱，或者觉得孩子烦，而是不想让曾经那么纯洁的孩子，最后变成一个让人厌恶的人。”
　　
　　秦子怡觉得自己够幸运了，不仅没有失足，更难能可贵的是坚持了自我。她感到社会力量太强大，不可控，自己幸存了，生个孩子出来，如何保证他（她）能同样幸运？
　　
　　不生孩子，解脱那个生命不能自决的风险，也是一种保持自我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