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拖延症困扰的大学生

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对，是的”
　　
　　一开始我见他，正碰上他要去机场接一只猫。这样的活儿可不常有，一年也只能遇到10次左右。我请他带我跑腿一天，他欣然接受。接猫之前，他还要跑两单别的任务，分别是去取电信证明，商标证明，接猫之后还得去医院取个DNA证明。我向他一一确认今天的跑腿工作内容，他不断地回答我，“对，是的。”
　　
　　这是他的一种职业习惯，但也是与我有一种距离感。后来，我们熟稔了，这句话他跟我说得越来越少了。我們都觉得很轻松。
　　
　　“你喜欢跑腿这两个字吗？”“不喜欢，觉得有些低端。”没有做过跑腿的人很少能真正理解，这是一个被人需要的行业。远在外省又急需在北京取得某份材料的企业主，在湖北医院看病手头上却没有之前在北京看病病历的病人，又或是想接机场来看自己的不识路的父母却公务繁忙的子女……人与人并不总是每时每刻都能联结，而孔祥达扮演的正是纽带的角色。
　　
　　对于跑腿者而言，一年之中，总有那么几个日子是特殊的。比如情人节。情人节这一天的业务八成以上都是送花。有一个单恋一个女生的人，几乎每次都找他给女生送花。送得多了，最后女孩都不好意思了，问是不是你自己送的？他赶紧说不是不是。还有一次情人节，他的客户要他送999朵蓝色妖姬。他算了一下账，蓝色妖姬15块钱一朵，光这些花就要上万块钱。以前他送过99朵玫瑰的，99朵玫瑰就已经有半个桌子那么大一捧了。“要是999朵，岂不是有半个房间那么大？”他估计自己得找个帮手，请专门的货车拖过去。不过，因为那次情人节他正好在外地，所以未能送成。他也总结出来送花的心得，大部分送花的人，全都是20多岁的男生，仍在追求的过程中。
　　
　　还有一次接受外地粉丝团的委托，给明星送花，那是个小组合的小明星。他抱着花提前半小时赶到机场，等候一架延误的飞机。这一单他等了8个小时——等待时间超过一小时，他会收取每小时60元的费用——这是他做跑腿小哥两年以来，等候时间最长的一次。
　　
　　送花给小明星的时候，他身边还有五六个女生。女生们拿着相机在拍照。他想拍一张合影，好给客户发过去，证明花送到了。但是经纪人不允许。他只能远远拍了一张。他忘了小明星的名字，但记得在机场一碗面要50块钱，这几乎相当于他跑一单的收入。如果不是特殊情况，他绝不可能在机场吃午饭。但那天他饿得不行，在机场吃了顿肯德基。
　　
　　一直在路上
　　
　　跑腿小哥的工作设备通常很简单，一双能提东西的手，和一双能跑的腿。这是他的说法，这一行谁都能做，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实际上，在冬天他还常常带着一副耳罩，外加一个摩托车专用挡风护腿，这意味着这一行业还需要与风霜雨露的自然环境相抗。他走过的路已经远远超过了同龄人，因为他的工作地点总是在路上。尽管都是在路上，但与快递和外卖小哥相比，他做的事情要繁杂得多，代问、代看、代买、代送、代取、代排队、代办。似乎但凡带一个“代”字的业务他都能做。
　　
　　他住在双井，在青年旅社租了一个床铺，每个月需要600元床位费。自己的空间里除了床，就只有一个带锁的小柜子。这个旅社里有30个床位挤在一起，住的都是同他一样在北京寻找机会的年轻人。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只用“老王”、“小沈”等等来称呼。
　　
　　他抱怨北京的高房租，同时也一并抱怨家乡山西临汾的房价上涨速度，“已经涨到每平米7000块了。”他1997年出生，今年22岁，他已经攒下两万块钱注册了自己的跑腿公司了，但他也有些后悔，注册了这个公司，把攒的钱给花光了。不然，他就可以改善一下住宿条件，住在北京的地下室了。
　　
　　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跑腿行业里。他从2016年12月31日开始跑腿，到现在已经坚持了两年多，他说自己还能再坚持三年，到25岁的时候，他就要回老家结婚了，这是他父母给他闯荡的最后期限。目前他的公司算上他本人一共有三个业务员，但除了他之外，其他的人已经换过好几次了，也有做了一个月就不做的，“那些人觉得办各种事情太复杂了，做得没意思。”相反，他觉得这比送外卖和送快递要有意思得多，因为能遇见各种各样的人，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
　　
　　22岁的他简直就像一个装满了故事的故事机。他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客户，有一次，他凌晨两点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母亲希望他能去街上买一个奶嘴，因为婴儿一直哭闹睡不着觉。他起床找了一个小时，才找到一家卖奶嘴的24小时便利店，给送了过去。那个母亲独自带孩子来北京玩，住在酒店里，他把奶嘴送到之后，孩子还在床上哭呢。
　　
　　也有一些活儿比较辛苦。比如有一次要把三大箱白酒送到某个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