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老不是一件悲惨的事

台上的中年女人滔滔不绝，她在推销一种针剂，“打一针，保大家多活三年！上面已经把这个针剂列为重要保健项目，不久之后就会在高层人群中推广，大家就用不上了！现在我们偷偷拿出来给大家分享，15万打三针！”
　　
　　台下的周大新提出疑问：“打针前要签什么协议吗？”中年女人说：“没协议，就是一个信任。我现在不能透露研究针剂的科学家的名字，但非常有名，很可能會获得未来的诺贝尔奖！”
　　
　　另一位老人说：“那先打一针试试行不行？”女人说：“不行，我们这是三针，针剂打开就不能再用了，必须先交齐15万。”周大新比较谨慎，说自己没有钱，先不打了。其他几位老人则被中年女人的话诱惑了，“就是没有钱，15万太多了，便宜点就都打了。”
　　
　　在他看来，年轻人是不会上这种当的，只有老人会希望它是真的，“人到老的时候，本来很理智的人也会不理智，就是因为恐惧衰老。这种恐惧让他失去判断力，上当受骗。”
　　
　　66岁的周大新把这种恐惧写进了他的新作《天黑得很慢》，这是国内首部关注老龄社会的长篇小说。书中的主人公是73岁的退休法官萧成杉，死亡来临前，他遭遇了人到老年的所有困境：“延年益寿”的骗局、养老、就医、再婚、儿女，一个接一个，不给人留喘息的时间。
　　
　　书的扉页上善意地写了一句话：“变老不是一件悲惨的事，那就像夏天天黑得很慢。”但其实，那依然是件悲惨的事情。萧成杉的身体逐渐衰老，记忆力慢慢减退，伴随着身体崩溃而来的，是精神的沮丧与绝望，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点点丧失对生活的掌控权，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小说让人想到作家菲利普·罗思在《每个人》里写的一句话，“老年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
　　
　　这场屠杀无人可以幸免。人的一生中可能有无数个悬念，唯独结尾没有，所有人都将殊途同归。周大新说：“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单从年龄的层面上说，其实只存在着三种人，即已经变老的人、即将变老的人和终将变老的人。”
　　
　　周大新坐在记者对面，没有白头发，腰背挺直，思维敏捷，笑着说出听上去残酷的事实：“每个人都觉得衰老离自己很远，但其实不知不觉就老了。”
　　
　　抵抗
　　
　　小说出版之后，有读者问周大新，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它和他惯常所写的题材明显不同。他出生于河南南阳，多年从军，以往的作品里主要描绘两个世界：一个是现代军旅生活的世界；一个是豫西南的农村和市镇生活的世界。2008年，他凭借乡村题材小说《湖光山色》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为什么要书写衰老？他借用了昆德拉的一句话：“老人是对老年一无所知的孩子。”很多老人并没有做好面对老年的准备，他们以为这段路与以前走过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路段没有太大的不同，但其实这段路已经大有不同，且极为难走。
　　
　　“把这段路途上的风景描绘好了对于帮助老年朋友顺利走完这段路会有意义，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预先把握，有利于消除我内心对老年的恐惧。说一句实在话：我很怕老。”他说。
　　
　　这不是一个讨喜的题材，把书交给出版社之后，编辑很担心销量，把不准老年人会不会为这本书付钱。出版之后，很多老友找周大新要赠书，“他们不买书，这是一种惯性，越老越把钱看得很紧，保健品花几千上万都行，买本书他觉得没意义。所以老年话题作家不愿意写，出版社不愿意出，电影不愿意改，电视剧也不愿意改，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谁看？大家都忌讳得要命，你还写。”
　　
　　“我要不到老这个年纪，我也不写。”他笑着说。
　　
　　周大新第一次感知到衰老的恐惧，是40多岁，尚在壮年，不知老之将至。他从别人门前经过，看到一个80岁的老太太拄着拐杖，提着两颗洋葱，很吃力的样子。老太太说：“洋葱太重了。”他觉得奇怪，两颗洋葱怎么会重？帮着把洋葱提到了楼上，看着老太太拄着拐杖慢慢上楼的背影，他第一次意识到，对于不同年龄的人，同样的重量感觉是不一样的。“脑子一晃想到了老，可是那个时候对老还没有什么概念，40多岁正是壮年的时候，但这件事对我有触动。”
　　
　　年轻时，人在往上爬坡。“不断地给自己设置短期目标，从来不去想老了，因为还有无限期的时间。”仿佛老去的都是别人，离自己还远。但它就那么突然到来了。55岁的时候，有笔会打来电话，邀请他参加活动，对方说：“您可以把老伴儿也带上，报销差旅费。”周大新很吃惊，“怎么都叫老伴了？我已经老成这样了？”继而非常生气，“那时候我还根本没想到老呢，他怎么能这样说？别人已经这样看我了吗？”
　　
　　“一开始人都不承认自己老了，因为人有一个心理年龄和自然年龄的时间差，有的差大，有的差小，他都是觉得自己很年轻，就意识不到老已经到来了。”周大新后来拒绝去参加那个活动，现在想来，不由摇头失笑。“最终都是要接受的。”
　　
　　很多年轻读者给他写信，说这本书让他们重新理解了父母的行为，“让他们理解了他的父母，但他们并没有想到自己还有老的一天，没有想他自己。”
　　
　　在他看来，城市人忌讳谈老和死，心理上排斥这些事，“就不是预先有准备地去迎接它，而是被动地等待它的到来，所以很多人一旦当意外事件来了，他就受不了。”
　　
　　在周大新的家乡，老人们很早就把棺材板选好了，一些人甚至让儿女把棺材做好摆放在家里，他们管棺材叫“老屋”，隔几天，把“老屋”里面铺的东西拿出来晒晒。“他们对天黑很早就做准备，这样他就没有恐惧，他的恐惧慢慢就消失在这种迎接的过程中。”
　　
　　“城市没有这种文化根脉，对科学又半懂不懂，在60岁之前，他对这事不想，现实利益最重要，赶紧把房子、孩子、车子都弄好，开始面对这问题时他慌了，没有信念支撑他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写这本书的过程，也是周大新和恐惧作斗争的过程。他看清了人生最后一段路，也理解了那些回避的人，“不想也是对的，你越想越难受，觉得这一生奋斗，最后这样一个结果确实很难接受。”
　　
　　一连串的失去
　　
　　周大新真正接受自己是个老人，是在2015年，那一年，母亲去世，自己退休。他丧失了最重要的亲人，社会也不再需要自己。“人生只有这个阶段没有任何获得，只能失去，不断失去。”
　　
　　母亲临终前，卧床多年，身子瘦弱，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不能认人。周大新回家，她偶尔恍惚着说一句，“老大回来了。”之后就又不认识了，“就像脑袋里裂了一道缝，她认出我是谁，转眼间又合上了。”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天的话，黄昏最难熬。这是人生最后一段路，最痛苦的一段路，最难走的一段路。很多过于乐观的人，最后当面临现实的时候受不了，一些过于悲观的人就干脆不過黄昏了。”
　　
　　他的一个朋友得了喉癌，不能说话，与别人交流只能靠写字。癌细胞扩散之后，治愈无望，连饭都不能吃了。趁着妻子在外屋吃饭时，他推开窗户，从五楼跳了下去，当场死亡。
　　
　　这件事对周大新打击很大，“人再老，身体再糟糕，他不愿意把事情想绝，这是人活下去的一个动力，如果他想绝了，那就没法活了。很多自杀就是绝望。”
　　
　　除了疾病与死亡，《天黑得很慢》里还有一个残酷章节，就是老年人在性生活方面的困境：欲望仍在，但能力已经丧失。萧成杉老来孤独，希望与一位姓姬的女士做个伴儿，同居一室，几次尝试都失败了，女士还没有做好完全没有性生活的准备，最终这段关系遗憾地画上了句点。这对萧成杉打击很大，成为他后来求医问药、落入诈骗陷阱的起因。
　　
　　出版社的编辑一开始对这部分内容有顾虑，但周大新坚持保留。“要写老年生活，这个东西没法回避。这是生命中重要的东西，你要不说它就假。作为作家，写作还是应该尽量尊重生命正常的表现。”
　　
　　“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困境，对于两性这个问题，如果你一点兴趣都没有，那证明你彻底完了（笑）。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像吃饭一样。”周大新说。
　　
　　根据调查显示，预计到2020年，中国独居老人和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他们将成为老年人中的“主力军”。
　　
　　一些老人读完书，跟周大新说：“你写得很真实，但写出来还是丢我们的人，叫儿女看见了，不好。”
　　
　　“其实很多老人在这方面很痛苦，但都不好开口。”周大新说。
　　
　　小说里，经历各种挫败的萧成杉最后的唯一愿望，是想写三本关于犯罪心理的书，最终因病来得太急，没能完成。这是周大新现实里内心真实的恐惧，他害怕丧失写作的能力，那是他唯一排遣孤独的方式。退休之后，他偶尔觉得失落，因为“再也没人关心你了”，但幸亏还有写作，“望着电脑屏幕，打开文档，无数人物在你面前活跃，你不寂寞。”
　　
　　但衰老迟早会夺走这种能力，他现在一天写三四个小时，一开始坐下来写的时候很有激情，写到第四个小时，就感觉很痛苦，想着赶紧离开。“估计再过一段，我就写不了了，一天只能写两个小时，到最后可能完全就写不了……你写作越来越少，就写作这个话题跟你交流探讨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就没有了。”
　　
　　“我其实已经做好准备了，因为这天总会到来，看是哪一天吧。写不了文章的时候，我就写书法，练书法。”他说。
　　
　　“不要天黑得太慢”
　　
　　在《天黑得很慢》里，一位英国医生把人退休后的余生划分为三个阶段：最后寻欢阶段、死亡准备阶段和死亡开始阶段。第一个阶段指的是退休之后到两腿还能到户外走动的阶段，是人生最辉煌的一个阶段，外界的束缚大大减少，寻找欢乐、享受人生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诉求。从第二个阶段开始，人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室内，要为死亡做准备，比如写好遗嘱等。第三个阶段就是迎来死亡。
　　
　　周大新现在处在最好的阶段，去年带着家人去欧洲玩了一趟，“很开心，但也很累。”他已经做好了“75岁不远游”的准备，“不要出远门，不要再想着我身体还行，当然也有人确实行，可是大部分人都会出意外。”
　　
　　“人最初是不断地获得活动空间，越走越远，到外国，到全世界去走，然后是不断缩小，越来越小，在国内，院内，室内，最后是在床上。”周大新说。
　　
　　“你到最后是无可奈何，面对衰老的逐渐逼近，就得做好天完全黑下来的准备，写遗嘱，和这个世界告别。”
　　
　　在这场终将落败的战役里，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精神和物质准备，这两者决定了天黑下来的速度。他朋友有一些晚年过得挺好，因为很早就有精神准备，遇事不慌乱，有应对的措施。另外一方面，做好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存一部分钱，不到最后的阶段，知道天要黑了，不把钱交出去，不然跟儿女要回来很难。再比如说把家里收拾得很适宜老人行动，一般家里都是堆的很多东西，老人如果行走不小心就可能绊倒，这是很危险的，一旦失去行动能力，天黑得很快。”
　　
　　周大新不想遇到最糟的情况：坐在轮椅上，大小便无法自理。他想最大限度地保留尊严，死亡来临的最好方式是：在某一个时间点，突然一场病，把生命夺走，不要插管，也不要过度治疗，“别受折磨的时间太长，不要天黑得太慢，黑得太慢就受折磨多，给周围人带来的麻烦多，让人家不喜欢你。”
　　
　　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曾说：“无论我们面临怎样的局限和阵痛，我们都希望保留我们作为自己生活篇章的作者的自主或者自由，这是人之为人的精髓。它允许我们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生活所驱使，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权利框架允许的范围内，成为他塑造的那个自己。”
　　
　　人们总是要求做自己人生故事的作者，但故事总在改变。当人们遇到不可治愈的衰老和脆弱时，如何保留人生的自主性，在很长的时间里可能都会是一个难题。
　　
　　周大新很羡慕自己的一位老领导，78岁高龄，每天挎个小包，包里装着钱，每天在外溜达，到饭点儿的时候就进饭店，看看菜谱，有爱吃的菜，就坐那儿吃，没有想吃的菜就换一家。“北京的好饭店他吃完了，他说‘我要享受。’”
　　
　　那是人拥有最大自由、最少责任的日子，可惜，就是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