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映的星光
读宋史总感觉有点“吃力”，因为宋朝是一个反差很大的朝代。一方面文武簪缨、人才辈出，另一方面又积贫积弱、备受欺凌。没有人否认，宋朝是中国文化的一座高峰。
宋朝的文运如此昌盛，可同时，朝廷中那种“党争不断、对垒攻讦”的文人权斗，也堪称历朝之最。于是，我放下书本，望向窗外，去想象一种人性的还原和内心的本源，并试图借助袅袅的词气、悠悠的文气，回探那一张张温润、高洁抑或沧桑的脸。苏轼、王安石和秦观，既是北宋年间三大杰出的文人，又都曾是朝廷的官员。他们之间有恩怨，也有惺惺相惜和冰释前嫌，让人感悟到的，是一派胸襟气象的高华。
就从秦观说起吧！
秦观（1049—1100），婉约派词宗，“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之一。《宋史》言其“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淮海集·序》中又言其有“系笞二虏，回幽夏故墟之志”。乍看这两句话，好像秦观是一位性情豪放的侠士，文风必定畅快淋漓，其实不然。这两句话指向的是少年时的秦观。其实，他天生多愁善感、气质优柔，是个少年丧父、居家苦读、体质文弱的书生。
所幸的是，他遇到了“命中贵人”。与大文豪苏轼的交游，深刻影响其一生。秦观是个“一根筋”的人，无论政治风云、个人遭际如何动荡变幻，他从不站在为己谋算的角度去揣度人，而是秉持自性，抱持立场，终身奉苏轼为师。故苏轼称其“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足证法眼如炬。
秦观有两句诗：“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别子瞻》）诗的背景是这样的：熙宁十年（1077年），秦观怀着仰慕之情，拜谒徐州新任知州苏轼，是为初次相识。次年，应苏轼之请，秦观写了一篇《黄楼赋》。想必苏轼看出了秦观惊人的才华，赞其“有屈（原）、宋（玉）之才”。当然，这是苏轼蔼蔼长者之风的体现，虽对秦观有明显拔高，但应属可以会心的对晚辈的奖掖。正是这样一种知遇之恩，使秦观刻骨铭心。后来，他和苏轼的缘分穿越了时间的风雨而贯穿始终，即为明证。
二人曾同游吴江、湖州、会稽等地，于湖光山色中，谈诗论道，臧否人物，算是正式结交。古人有“考志”一说，即通过接触和交流，了解对方的器识、才华和志向。秦观作为苏轼的关门弟子，苏轼对其若有“考志”之意，也属正常不过。
在苏轼的引导下，秦观发奋苦读，但两度应试皆名落孙山。情绪低落之际，苏轼特意作诗予以勉励。这还不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途经江宁时，向王安石力荐秦观的人品才学，后又致书道：“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王安石也赞许秦诗“清新似鲍（照）、谢（灵运）”，予以肯定。
我再三品读这件事，颇有感慨，甚至感动不已，觉得有稍加深入解读的必要。
首先，苏轼当时已经名满天下，官职（徐州知州）也不低，秦观只是一名尚未成名的文学青年，苏轼却以雍容的名士风度，不但接受了秦观的拜访，而且与之结伴出游，充分体现了他的人格魅力和爱才之心。其次，1084年，47岁的苏轼离开贬所黄州，奉诏赴任汝州（后未成），途经江宁（南京），专程拜访昔日政敌、63岁的前宰相王安石，欲为当年“新旧两党”由于不同政见所导致的不和及误傷向王安石表达内疚之意。不承想，已经下野七八年、时在病中的王安石听说苏轼到了江宁，竟风尘仆仆赶到渡口等候，这是多么入画的场景啊！
江宁数日，二人多次作诗唱和，谈玄说妙，其乐融融。苏轼游钟山后，诗句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王安石读罢，谦称“老夫平生所作诗，无此二句”。苏轼离开后，王安石又对人说：“不知更年几百，方有如此人物。”
历经宦海浮沉的政治对手，最后捐弃前嫌，惺惺相惜，这是一种“放下”的境界。另外，苏轼把秦观托付给王安石，按寻常逻辑看，应属所托非人，毕竟秦观已列入自己的门墙，而他过去和王安石又有那么多的隔阂和互伤。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他深知王安石这等人物，必有恢宏的气度，岂可以寻常之情视之？我以为，性情如王安石、苏轼这样的人物，于公可以势同水火、寸步不让，于私却可以把酒言欢、肝胆相照。下面这个例子，正是泪点。
“乌台诗案”发生时，王安石已被罢相三年，正在江宁隐居，当他知晓苏轼遭此劫难后，竟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呈神宗，信中有这么一句话，分量很重：“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看了王安石的信，思之再三，决定放过苏轼，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试想，当时苏轼已经被定罪，自忖凶多吉少，甚至给胞弟苏辙写信交代了后事。苏轼入狱后，在“天下之士痛之”却“环视而不敢救”时，没承想赋闲在家、不问世事却声望犹在的昔日政敌王安石，振臂一呼，跳出来解救苏轼，吁请神宗刀下留人，这是何等磊落的胸怀和高贵的人格啊！
而苏轼向王安石推荐屡试不中的无名词人秦观，也是他有情有义和注重才学人品、不计门庭出身的气度使然，秉持的还是那份扶持晚辈、唯才是举的古风。文人相轻不是大文人所为，大文人看见别人有美妙的才华，非但不会忌妒，反倒会倍加呵护，给予帮助，所以，才当得起一个“大”字啊！我思忖，苏轼之所以向王安石推荐秦观，也可能考虑到自己即将赴任汝州，与居住在高邮的秦观相距遥远，关照不上，而秦观却与身居江宁的王安石有地利之便。把秦观推荐给王安石，以王安石的崇高威望，定能使秦观在文坛上有所“增重”，也算了却作为师长的一份心愿。这又是多么深厚的一份师生之情啊！苏轼当然不会忘记，自己当年应试科举，曾得到前辈欧阳修的极力举荐，才使得宋仁宗关注到他，并高兴地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另一个指苏辙）。
以后，苏轼的延誉、王安石的勉励，终于使秦观脱颖而出。仅过了一年，37岁的秦观三度应试，高中进士。还是由于苏轼的举荐，秦观先后担任太学博士、国史院编修等官职。
令人叹息的是，两年后，王安石离世。与苏轼江宁一别，此生已是永诀。
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两面：秦观因苏轼的一路扶持而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但毋庸讳言，也正是由于他是苏门弟子，故而从政后随着苏轼政治生命的起落而备尝世道的艰辛。贬职、起复、流放，再贬职、再起复、再流放。且在彼此的流放途中，秦观与他的恩师苏轼时有书信辗转往来。不过在宋朝，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黄庭坚甚至蔡京，都曾体验过贬谪途中的落寞和凄凉。
元符元年（1098年），秦观由郴州编管横州（今广西横县）。“编管”是一种使人失去人身自由的重罚。次年又徙雷州，在雷州自作挽歌。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得赦令，八月十二日卒。可以讲，秦观死在了流放途中。苏轼得到消息后，“两日为之食不下”，并在信中提到：“哀哉！痛哉！世岂复有斯人乎？”“天下惜此人物。”
行文至此，我未引用一句秦观的诗词，虽然他的词作是那么动人，而且和他的贬谪生涯密切相关。本文的用意并非谈论他在文学上的非凡成就，这方面的表述和研究成果可用车载斗量来形容了。我所叙述的，仍然是一种力透纸背的人性。
说句实在话，作为男人的秦观，在生命的承压能力上，远没有他的老师那么豁达，也比不过同一师门、同样被贬谪的黄庭坚。如果说“一蓑烟雨任平生”是苏轼的洒脱，那么“付与时人冷眼看”则是黄庭坚的傲然。苏轼的流放地比秦观的更为荒僻，远贬海南是当时最严厉的惩罚。至于苏轼遭受的诽谤、打击甚至死亡威胁，也远比秦观更为险恶、更为严重。但用一句现在的话来说：苏轼的心理素质过硬，他吃得下、睡得着、看得开，无论何种境遇，都能活出一份自己的精彩。相形之下，秦观却有一颗多情而纤弱、敏感而忧郁的“词心”（冯煦《蒿庵论词》），稍有一点痛苦，他就痛彻難当，划开一道小口子，就流血不止。话又说回来，不谙官场、词才超绝的秦观，却甘愿终生追随苏轼，哪怕这意味着更多的苦难，他从没有像其他一些人那样见风使舵、落井下石，搞政治投机，这就很不简单！他真的就是“一根筋”——认定了，就走下去；选边站了，就永远选边站；已经追随的，就永远追随，至死而未悔。秦观把所有的伤痛和哀愁、落寞和心碎，填进一首首凄美的词中。谁能否认，貌似柔弱的秦观，不是人中的君子和世间的大丈夫呢！
有人认为，“文人相轻”是自古以来的一种恶习。有一个传说，堪称比较极端的事例：初唐诗人刘希夷写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他舅舅宋之问读罢击节赞叹，要外甥把诗让给自己，外甥不同意，舅舅竟出狠招致其死，可见宋之问的人格卑劣。但同样在唐朝，也有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韩（愈）孟（郊）的并称和深厚友谊的载传。如果唐朝主流文人不具备这样开阔的胸襟和恢宏的气度，又怎能造就唐诗的大气象和大境界？北宋的王安石、苏轼、秦观之间相互映衬以及彼此照耀的星辉，是一种人格精神、士子风范的传承。唯其如此，才温暖了后世无数人心，使得中华千古文脉中的真骨血历经万劫，却香火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