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负有底气

近日阅读文人传记，获悉不少逸闻趣事，也证明了“自古文人多自负”所传不谬。
　　
　　且不说魏晋时代孔融、阮籍、嵇康之流，就说众所周知的。屈原死前，仰天长笑“世人皆醉，唯我独醒”；“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李白，“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临流欲奚为”；旷达如苏东坡，“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米芾被人们称为“米癫”，一向自负，特立独行，很多人他都不放在眼中，他没想到的是，明代岭南山水画家袁登道曾自负地声称“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不见我”，小小地戏弄了他一把。
　　
　　这些先贤圣哲的背影已经远去，但遗韵仍在文人的血脉里流淌。
　　
　　1923年，21岁的沈从文从遥远的边城投奔北京而来，站在月台上自负地说了一句话：“我是来征服你的。”1934年1月18日，沈从文在致张兆和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的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话。
　　
　　在很多人心目中，胡适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形象，其实不然。胡适终身看不起的人是哲学家冯友兰，曾说“天下蠢人无出芝生其右者”。对于一代史学巨子陈寅恪，胡适仅说“陈寅恪就是记性好”，其内心之自负可见。1917年3月，从美国回国前夕，胡适在日记里用英语记下《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的一句话：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那份自负，颇有舍我其谁的气概。据说，胡适在北大讲课，讲到孔子说，就在黑板上写“孔说”；讲到孟子说，就在黑板上写“孟说”；讲到自己说的时候，就在黑板上写“胡说”，引得哄堂大笑。
　　
　　胡适如此自负，在黄侃面前也是“小巫见大巫”。民国学人中有三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作“黄疯子”的章太炎弟子黄侃。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和校方有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之约，因此人称他为“三不来教授”。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有些不解。黄侃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弄得胡适十分尴尬。又有一次，黄侃在北大课堂上大骂胡适，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脖子来给人砍掉。”
　　
　　读了这些故事，让人产生一个疑问，他们的底气从何而来？
　　
　　武汉大学世界历史学家吴于廑先生有一首《浣溪沙》：“丹枫何处不爱霜，谁家庭院菊初黄，登高放远看秋光。每于几微见世界，偶从木石觅文章，书生留得一分狂。”上面的故事，可以看做文人的狂吧。《世说新语》把一个狂字演绎得丰富多彩：狂者、狂客、狂士、狂友、狂儿、狂狷、狂直、狂才、狂放、狂吟、狂歌、狂兴、狂欢、狂草、狂墨、狂笔、狂气、狂怀、狂喜、狂艳……凡此种种，让人眼花缭乱。
　　
　　“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他们的狂和自负只是一件外衣，掩盖了他们“心中的沟壑”。就以前面说的黄侃为例。黄侃治学勤奋，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常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自警。有一次，有人请他代写一篇碑文，约好五六天以后来取。前四天，他根本没有动笔。直到第五天，取碑文的人来了，他才让弟子研磨铺纸，并吩咐把纸打好格。格打好之后，他挥毫一蹴而就，连上下款带正文刚好写到最后一格，一字不差。这样的功底，有几个人能敌得？
　　
　　因此，我相信20世纪初期法国诗人皮埃尔·勒韦迪所言：“自负出于天性，谦逊出于需要。”真正文人的自负，比“要啥没啥，脾气傻大”的佯狂者，要可爱得多，也真实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