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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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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爱的老爱伦:
  
  相隔这么多年收到我的信,你一定会惊讶不已。我要把一次邂逅推心置腹地告诉你,在我们的青春岁月里,我们不是曾互相庄严宣誓,一定要把有关某个人的情况,一点儿不落地告诉对方吗?
  
  我今年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日,二十五年来,我第一次独自离家休假,希望这次全身心地放松会给我带来新的活力。
  
  旅店的女主人向我保证,我在这里不用害怕受到任何打扰或者任何来访者的骚扰。当然每天晚上七点钟以后,村公所书记官、宪兵队队长和另外几位邻居会到旅店来喝酒、玩牌和闲聊,但是这些人全都轻声细语,到十一点他们又都各自散去。
  
  阳光明媚,我实在无法久久待在房里,于是出门散步。黄昏时分,我才踏着轻快的脚步回到我住的小旅馆里。
  
  女店主已经站在门口——她有些担心我迷了路。我跟她走进酒店。这是一间昏暗低矮的房间,装有木头护壁,桌上铺着红蓝方格的桌布,让人感到舒适。一共四张桌子。宪兵队队长、税务官和村公所书记官,围着一张桌子在玩纸牌,每人身边放着一杯啤酒。另一张桌旁坐着几个晒得黝黑的农民,他们寡言少语,只是一个劲儿地吸着他们的瓷制烟斗。
  
  九点左右,门突然被撞开,进来一个男人。他环顾四周,用洪亮的声音说了声:“上帝祝福诸位,先生们。”这声音有些做作,不像农民常用的问候,立刻引起我的注意。这位怪客的奇特之处在于,似乎谁都对他见怪不怪。可是这个陌生人并不因不友好的接待而变得手足无措,他以庄严的姿势,把他那稍稍显大、丝毫不像农民戴的帽子慢慢地挂在一只羚羊角上,帽檐因为常戴常脱已经被磨烂。他挨桌打量,犹豫不决,不知该在哪张桌旁入座。没有一个人开口向他发出邀请。
  
  陌生人没有办法,只好迈着显然有些沉重的、不大灵活的脚步向柜台走去:“来杯啤酒,美丽的老板娘,泡沫喷涌,鲜美爽口。”他相当大声地要了酒。这个夸张激越的古怪声调又一次引起我的注意。女店主不答话,拿起一个陶制大肚子酒杯装满啤酒,隔着柜台,把酒杯推到客人面前。
  
  这个奇特的客人看上去六十多岁,身体已经发胖。他一进门,我就发现,他走路拖着脚步,步履沉重。作为一个大夫的妻子,我马上看出他这种步态的原因——一次中风使他半身不遂。他的嘴也歪向一边,左眼的上眼皮明显更松垂,这使他的脸带有扭曲、痛苦的表情。他的服装在一个山区小村里是与众不同的。他没穿乡下农民穿的短上衣和他们通常穿的皮裤,而是穿一条松松垮垮的黄色长裤,想必它从前是白色的;还有一件上衣,显然已嫌小,而且肘部已经磨亮,有破裂的危险;一根领带系得歪歪扭扭,像条黑绳子似的挂在他那肥胖、变粗的脖子上。他这身装束透着落魄潦倒,可是这人很可能一度气宇轩昂。
  
  他拿起杯子,走到农民们坐的那张桌子旁边:“先生们,请腾点儿位子给我这把老骨头。”农民们在条凳上挤了挤,对他不再表示关注。
  
  他开口说道:“伯爵先生乘坐汽车在街上遇到我,停了下来。他说他和孩子们乘车下山到波岑去看电影,问我是否有兴趣跟他们一起去——真是个高雅的绅士,有教养、有文化,懂得赞扬别人的功绩。好吧,干吗不去看看英国先生或者美国先生弄的玩意儿。他们说电影这玩意儿也应该算是一种艺术。呸,见鬼去吧!”他说着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他们把什么样的垃圾搬上了银幕!这对艺术来说简直是耻辱!那些诗句,听上去就像是从炉子的烟囱里发出的尖声怪叫,这可是莎士比亚神圣的诗句啊。要不是因为伯爵先生在场,我差点儿跳起来,拔腿就跑。一堆狗屎,一堆狗屎!”
  
  他大声嚷嚷,拳头猛砸桌子。玩牌的那桌,有人咕噜了一句:“见鬼去吧,安静点儿!都不知道打什么牌了!”
  
  老头儿猛地一抽搐,仿佛要回敬一句什么。可是接着,他又做出一个表示不屑一顾的动作,仿佛想说,回敬他们有失身份。
  
  这当儿,女主人从柜台旁站了起来,想去厨房取什么东西。我趁机跟她走进厨房,问她这人是谁。“唉,”她心平气和地说道,“这个可怜的家伙,住在这儿的穷人院。我每天晚上施舍一杯啤酒给他。他曾经在什么地方当过演员,大伙儿不大相信,这使他很伤心。有时候大伙儿戏弄他,跟他说,要他给大伙儿朗诵点儿什么。他就站出来,一口气说上个把钟头,说的话谁也听不懂。他是个可怜虫,这个老彼得。”
  
  “什么,他叫什么名字?”我非常吃惊地问道。
  
  “彼得·施图尔岑塔勒。他父亲曾经是村里的一个伐木工人,所以大伙儿把他收留在这儿的穷人院。”
  
  你可以想象,亲爱的,为什么我这样吃惊。这个潦倒落魄的醉酒的瘫痪老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头号情人——市立剧院的演员。我们曾经那样如醉如狂地崇拜他,那样疯疯癫癫地爱过他。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景吗?在格里尔帕策的《萨福》中,他演的是法翁,那个使萨福心乱神迷的俊美少年。他俨然是阿波罗的化身,还没有开口说出第一句台词,我们就已经激动得浑身哆嗦。我们互相发誓,一同去爱他,去崇拜他。对我们俩来说,再也没有任何事情比他更为重要。有好几个月,我们不谈别的,只是谈论他、议论他。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出门,要到哪儿去。我们认得他系的领带、他拿的手杖。我们把他的照片藏在家里,也藏在我们教科书的书皮里。如果我们朗诵诗歌,我们就情不自禁地用他的腔调朗读。其他一些对他着迷的姑娘更加大方,会去求他签名,而我们却从来没有这样做的勇气。可是有一次,他扔掉一个烟头,我们把它像圣物似的捡起来分成两半,一人拿一半。我们非常羡慕他年老的女管家,因为她可以侍候他、照顾他……
  
  我没法立即回到酒店——看见他,我也许会忍不住流下眼泪。于是,我上楼回到房间,为了再好好回忆一下,这个人对于我的青春时代意味着什么。
  
  我现在可以坦白地向你披露这个埋在我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爱伦,这个男人曾经在一個危险的时刻,把我的全部生命掌握在手里。我的一生取决于他,全凭他随心所欲地摆布。很可能我的这些孩子不会出生,我今天不知会在哪里,会是个什么样的人。也许会和他一样,被生活碾得粉碎,踩得稀烂。
  
  你还记得吗,你当时快满十六岁,你的父亲突然调离因斯布鲁克。你绝望地冲到我的房里啜泣不已,你不得不离开我,不得不离开他。对我来说,失去你也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是,话说回来,我毕竟还有他,我还能看见他,他属于我一个人。这是痛苦中的小小快乐。
  
  可是不久,就发生了那件事。据说,施图尔茨向剧院经理的夫人献殷勤——至少后来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之后他就被解聘。只是为了给他面子,才允许他最后一次登台。
  
  现在回想起来,我一生中再没有比宣布彼得·施图尔茨最后一次演出的那一天更悲惨的了。在学校里,老师们注意到我脸色灰白,神情恍惚。在家里,我变得心情恶劣、脾气暴躁。我把自己关在房里,一心想死。我打开窗户,凝视着窗外,心想要不要纵身跳下。与此同时,我一个劲儿地看钟:才三点。戏七点开演,这是他最后一次演出。我再也按捺不住,拔腿就跑,跟谁也没打招呼。
  
  后来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已记不清了。我跑过马路,沿着他那房子的楼梯,一口气跑上三楼,跑到他寓所的门前!还没有喘过气来,我已经摁了门铃。一瞬间,我恢复了知觉,只想从门前逃走,但我的双脚好像瘫了似的,我那小小的心儿已停止跳动。
  
  他打开房门,诧异地看着我,他显然把我当作给哪家商店跑腿的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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