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衣食父母

一九八二年初春，我买了一本香港三联书店繁体字版的《新英汉词典》，因为我已在九龙官塘重生英文夜校报了名，准备学英文——此刻当我写下“重生”，联想到学英文给我带来的重生机会，我才突然明白了这两个字的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买这么一本按其规模来说是中型的，对我来说却是超大型的工具书，因为我读的是小学课本，并且是从ABC学起，一般只需要一本小学生英汉词典就够了。事实上，在夜校开列的购书单中，就有一本小学生英汉词典。
　　
　　那时我二十岁，移居香港已有四年余，由于抵港时既不懂英文也不懂广东话，我没有继续我的学业，而是汇入了几乎所有来港的亲友和同乡的共同命运——在制衣厂打工。在念到高中二年级也即移居香港之前，我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也背不出来，只懂得一个英文词——农民。
　　
　　奇迹发生了，从夜校第一堂课起，我便对英文入了迷，就像当初念第一个中文字就对汉语入迷一样。大陆中学英文课本安排的单词，我称为“概念联想法”，例如“农村”、“城市”、“农民”、“工人”；而香港小学英文课本安排的单词，我称为“读音和拼写联想法”，例如cake，cat，car，bar，bag，bay，或者说，我一开始就学会了用这种方法来背单词。
　　
　　几个月后，我开始看课外书，张道真的《实用英语语法》、各种英语杂志和英汉对照读物，还有若干英文原版——我书架上最早的英文诗集，是一九八三年在辰冲书店购买的《叶芝诗选》。张著后来遭一些人士指摘，但对我来说，它是一本很好的读物。
　　
　　在学英文的过程中，《新英汉词典》一直是我的良伴。也许是我命中注定要靠英汉词典自学，当年在大陆的中学，教到国际音标的时候，我竟然听懂了并且基本上掌握了。我没想到，多年以后当我打开《新英汉词典》，那两三堂国际音标课，就这么悄悄地派上了用场。
　　
　　夜校的课程实际上只是教给我一些基础知识，并为我提供一个强制性的学习场所，尤其是做功课；至于要学习我模模糊糊希望掌握的英文，还得靠大量阅读课外读物，而阅读课外读物，就得靠英汉词典。《新英汉词典》由于例句极其丰富详尽，便成为我更重要的老师。而我相信，它大概也会把我当成重要的学生，因为我每次讨教都很认真，把每个词条的例句慢慢研究一番。我用两年时间修完香港六年制小学课程，然后到广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补习了三个月。三个月后我如愿考入暨大新闻系国际新闻专业。大学课程中，我最感兴趣的当然是英语，不过老实说，就算全部掌握大学英语课程，并且都考个优，也只能勉强称为略懂英语。一切还得靠自学，尤其是靠英汉词典。我不但靠英汉词典学习英文，而且靠它做起翻译来了，并且是译诗——很抱歉，被我拿来开刀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英译本。
　　
　　译诗当然是失败的，好在也是最后一次失败。后来回顾，这次经验却很有益。这得先从我的诗艺说起。我的诗龄只有一年多，英文学龄大诗龄两岁，一切皆浅。由于想象力不够，我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想象力，自以为是地捕捉帕斯捷尔纳克，结果是胡猜、简化、曲解；又由于我英语理解力不够，我也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理解力，自以为是地捕捉帕斯捷尔纳克作品英译的意思。显然，假如我理解力够，而想象力不够，结果同样会是胡猜、简化、曲解；假如我想象力够，而理解力不够，结果也将是胡猜、简化、曲解。后来我发现，译诗界的很多坏译作，正是上述全部弱点或任何一项弱点的结果。哪怕是既有想象力又有理解力，但表述力没校准（这主要牵涉到译者怎样理解现代诗和现代汉语），结果也还是坏译作。
　　
　　公正地讲，翻译沿途的风光确实迷人，值得你汗流浃背。
　　
　　在实现这个应是所有英汉译者的梦想之前，我还实现了一个完全不敢梦想的梦想：一九九○年十月中旬的一个晚上，经一位同学介绍，我带着已经残破不堪的《新英汉词典》，来到大公报编辑部考国际新闻翻译。我没把《英华词典》也带上，是因为不敢带得太多，让人以为我完全得依靠词典（事实上我的想法完全错了：任何有翻译经验的人看到这个小伙子竟然配备当今最好的两本英汉词典，肯定会打心底里喜欢他）。而选择带上《新英汉词典》，当然是因为它例句丰富，可避免出错。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上班的通知。我点了一根烟，用手触摸放在我枕边的《新英汉词典》：一个阶段结束了，陪我整整八年的词典啊，是你退休的时候了。
　　
　　我带着《英华词典》上班，同事也是用《英华词典》和《新英汉词典》。顺便一提，在进报馆约一年前，我的翻译努力已有若干成果，译了一批卡瓦菲斯和聂鲁达的诗，都是通过英译转译，还译了奥登一篇挺长的散文。后来重新校对，还好，总算经得起自己的考验。但是，跟在报馆的训练相比，我在此之前的英文能力和翻译能力，只算是个小学生，我相信，哪怕我去读外语系或翻译系的硕士生或博士生，我都学不到在报馆学到的技能，尤其是那种强度和速度、深度和广度。
　　
　　最初半年，尤其是最初三个月，既因为新鲜而充满热情，又因为责任而小心谨慎，复因为一贯爱独立思考而精神紧张。我把同事译过的原文拿回宿舍，第二天报纸出来，再对照着看，研究别人的译法，尤其留心自己的译稿被上司做了哪些改动。我说自己爱独立思考，但并不因此缺乏不耻下问的精神。我不放过任何疑点，一定要弄清楚，真的弄不明白，才问上司和同事，这样，一旦得到解答，就会恍然大悟，学起来也就印象深刻。即使上司或同事把意思告诉我了，我也必须自己完全读通了原文，否则我会要求他们帮助我读通它。过了三个月的试用期，上司说了一句表扬兼鞭策的话：不必译得那么完美，但可在速度上加快。这跟他当初提醒我的很不一样，那时他说：一定要译好，少出错，不讲数量，如果毛病多，数量又大，他就得浪费很多时间在校对上，变成灾难。
　　
　　那时我每小时译三四百字，怎么努力都无法突破。半年后，我才取得第一次突破，每小时译六七百字；两年后才真正感到融会贯通，又取得一次突破；四年后使用中文电脑，取得第三次突破。
　　
　　进报馆之后，我意识到这是我生命的分水岭。我没想到，英文会成为我的谋生工具。这对我后来的写作和做人，有很大影响：只要专心做一件事，总有一天会得到回报。
　　
　　也是在进报馆之后，我对一本综合《新英汉词典》和《英华词典》之优点的《英汉大词典》的渴望，变得愈来愈强烈。我希望它是一本不必让我经常为了一个字而必须同时翻查《英华词典》和《新英汉词典》的词典。（值得一提的是，很久以后我才发现，《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无论释义还是翻译，都十分准确和明白，我常常在其他词典不能满足我的时候，求助于它的一些极其恰当的释义和翻译，受益匪浅。）
　　
　　一九九一年秋天，也即我进报馆将近一年的时候，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一套两巨册问世了。它不仅克服了前两本词典的缺点，而且综合并大规模地扩充了它们的优点。它收词繁多，例句丰富，体例严谨，条目清晰，尤其是把很多短语、复合词和其他固定用语抽出来另立词目，查起来方便——应该说，舒畅极了。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英汉词典是我的衣食父母。以前，我只把英汉词典当成工具：我付钱买它，使用它，从未想过感恩戴德这回事，有时还会气恼。
　　
　　《英汉大词典》是一部百科式词典，做到编者在序言中希望达到的学术性、实用性、知识性、稳定性、趣味性。仅就其中的实用性而言，就令我很受用。对一位译者来说，他除了希望一个字释义清楚，还希望这个释义能够尽可能适应不同语境；因为一个译者查词典，往往不一定是为了查生字，而是他领会了某一字在某一语境中的意思，但还无法找到适中的汉语来表达，希望词典帮助解决，或提供某些联想和暗示。
　　
　　有时我也会挺英雄，译出一个出色的词语，暗自叫绝，接下去当然是翻查《英汉大词典》：看你怎么译。结果往往令我沮丧：我挖空心思译出的佳词妙字，早已交叉着双臂站在那里迎接我。有时自觉译得无与伦比了，于是又去挑战《英汉大词典》：这回看我不把你打垮。偶尔确实把它打垮了，但更多的时候是悻悻而归。
　　
　　如果英汉词典仅仅是我的衣食父母，那么我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不愁衣食的俗人而已，而做一个不愁衣食的俗人，有没有英汉词典事实上并不重要。我与英汉词典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在某种程度上，英汉词典还是我的再生父母。
　　
　　学英文最大的飞跃，是逐渐放下一切中文书刊，改为全部看英文——事实上“一切”和“全部”是做不到的，也没必要，我主要是指阅读的焦点、重心和注意力。对一个爱读书的人来说，如此日夜浸淫，耳濡目染，阅读量是惊人的。
　　
　　在大量新闻翻译实践之余，我开始用这门技能来为我更重要的角色——诗人——服务，我翻译大量的欧美现代诗歌和一些文学评论，撰写外国文学的介绍文章和书评。渐渐地，我的写作角色开始起变化，我通过译介工作，慢慢培养起批评能力和洞察力，做起批评来了，而做一位诗人批评家，就像当初做新闻翻译员一样，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