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沫

世间确是复杂的，或说兼有点神秘，比如说，你想什么，以为必不成，也许一梦醒来，成了。成靠机缘，以下说另一次的机缘。我长兄念京兆师范，有个同班同学名于忠，字伯贞，京北清河镇人，曾任清河镇立小学校长，在东郊六里屯有砖窑厂，常住北京。我念通县师范时期，我长兄曾在那个小学教书，我去过，记得不只一次。于体格是矮壮型，人爽快，好交，总是说说笑笑，我呼之为于大哥。我考入北大以后，住在沙滩略南大丰公寓，他也来过。大概就是考取后的八月暑假末尾，有一天，于大哥来了，说他表妹李绍强住西城大乘巷，在温泉女中上高中，有个同学名杨成业，反对包办婚姻，也离开住在西城的家，决定不再上学，谋自立，不知道香河县立小学（我长兄是校长）是否需要人，希望我帮忙介绍，并说如果可以，他想先带她来见见面。其时我正幻想维新，对于年轻的女性，而且胆敢抗婚的，当然很感兴趣，就表示愿意见面。过一两天，是上午，于大哥带着她来了。她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她原籍湖南湘阴，北京生人。父亲杨震华，据说中过举人，民国二年北京大学商科银行学门毕业，曾创办新华大学。母亲姓丁，湖南平江人，世家小姐；在北京，她还有个哥哥，两个妹妹。除了亲属以外，我没有同年轻女性有过交往，觉得她很好，如此年轻而有大志，在女性中是少有的。正如一切男性一样，对某女性印象好，就想亲近，并有所想就实行。那一天，我们谈到近中午，就请她和于大哥到东安市场东来顺去吃午饭。其后是我写信问香河是否缺人，说如果缺，于大哥推荐一位，如何如何，我以为很好，可以去。回信说缺人，欢迎前往。这其间，我们又见了几次面，上车之后，送她都有惜别之意，约定以后常写信。且夫惜别，情也，情会发展，具体到事是信多，收到看完说复；复，写，三页五页，情意还是不能罄尽。总之，形势是恨不得立即化百里外为咫尺，并且不再分离。记得是1932年的春天，她回来，就住在我那里。
　　
　　此后，我们的生活由交织的两种因素支配着。一种是穷困，因为我还在上学，就只好仍是她到外面去工作；另一种是希望长相聚，因而只要可能，就在沙滩一带租一两间民房，用小煤火炉做饭，过穷苦日子。这样的日子，有接近理想的一面，是都努力读书，单说她，是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扔掉，先改为“君茉”，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以期宁静以致远。也有远离理想的一面，是我们的性格都偏于躁，因而有时为一点点琐事而争吵，闹得都不愉快。就这样挨到1935年暑后，我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混饭吃，她先是在北京，后又到香河去教小学。何以我有了收入，她又出去工作？师丹善忘，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是1936年早春，她在香河，我在天津，收到也在香河教小学的刘君一封信，说杨与在那里暂住的马君来往过于亲密，如果我还想保全这个小家庭，最好是把杨接到天津去。其时我的心中情多理少，就听了刘君的劝告，先是写信，然后亲自去，记得到京津公路的安平站，把她接到天津。在南开中学附近租了两间西房，又过起共朝夕的日子。但我们都觉得已经有了隔阂。心都不安，而情况不一样。我体会，她先是在新旧间徘徊，很苦，继而新的重量增加，更苦。我当然也不好过。但都不谈这件事，表面还平静。学期终了，我解聘，一同回到北京，投奔她哥哥在西城的住处。不记得是因为有预感还是另有所图，我在母校新四斋借得一个床位。可能不久，我反复衡量当时的情况，头脑中忽然理智占了上风，确认为了使无尽的苦有尽，应该分手，另谋生路。记得是一天下午，在她哥哥住处的西屋，我向她说了此意。她面容木然，没说什么。我辞出，到北大新四斋去住，我们就这样分离了。其后很多天，我的心很乱，因为感情常常闯进来，与理智对抗。有时像是感情力量更大，就真想去找她，幸而胆量没有随着增大，才欲行又止。这样延续到9月，有了远走的机会，理智终于当了家，为人，也为己，领悟藕断，必须丝也断，就毅然舍掉北京，到保定去了。
　　
　　重述这些，我会不会有怨气？在当时，也许有一些，及至时光流过很多，心情归于平静，理智高居主位，想法就不再是那样。是什么样？借用西方某哲学家的话，是凡是已然的都是应然的。视为应然，有理由。其一，人之常情，以男本位为例，纵使所得是西施，新机缘送来另一西施，也会“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何况其二，也是人之常情，男女之间，唱“惊艳”的时候，入目的缺点也是优点，及至挤入一室，一天面对两个十二小时，日久天长，眼就会少见优点而多缺点，也就会感到，相伴之人并不像见信不见人时那样好。其三，参照我前面所说婚姻可分等级的看法，恕我直言，我们是属于不可忍一类，因为除道德修养一个方面以外，考虑其他三个方面，都是宜于分的。应然则不怨，还有更重要的理由，是其四，如果不能走万物皆备于我的路，就要有婚事，婚事也有花期，是诚而热的互恋之时，最值得珍重，我现在回顾一生，也有这样的花期，仅仅一次，就是我们由相识到共朝夕的前两年，仅仅这两年，是难得忘却的。推想她也没有忘却，是解放战争胜利之后，她回到北京，我们又见了面。
　　
　　她参加革命，没有扔掉文学，建国前写了《苇塘纪事》，署名杨沫。五十年代她出版了《青春之歌》，因而出了名。不少知道我的读者认为其中有些事是影射我；我的室中人则更进一步，说是意在丑化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却没有在意，因为一，影射是高位人的常有想法，我无位，就不该这样想。二，可能也见于小说教程，是为了强调某种教义，是可以改造甚至编造大小情节的。更重要的是三，要明确认识，这是小说，依我国编目的传统，入子部，与入史部的著作是不同的。
　　
　　一晃大革命过去，迎来八十年代，据好心人相告，她追述昔年常提到我（这回不是小说），言及分手之事，总是明说或暗示，我负心，兼落后，所以她由幽谷迁于乔木，相告完，并想知道我有什么想法。我说，认定为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为落后，是人各有道，至于幽谷迁于乔木，我祝愿她能够这样，但据我所闻，也未能天衣无缝。但她有名，为了名，举事以证明迁得好，也是应该的，至少是可谅解的。有的好事者好得出了圈，一定问我为什么总是沉默。我说，理由不少。其一，这类过去的事，在心里转转无妨，翻来覆去说就没有意思。其二，我没有兴趣，也不愿意为爱听张家长、李家短的闲人供应茶余酒后的谈资。其三最重要，是人生大不易，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老了，馀年无几，幸而尚有一点点忆昔时的力量，还是以想想那十一二为是。也就是本着这样的信念，我昔年写《沙滩的住》（收入《负暄琐话》，末尾述走过大丰公寓时的心情，是：“屋内是看不见了！门外的大槐树依然繁茂，不知为什么，见到它就不由得暗诵《世说新语》中桓大司马的话：‘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这人是可怀念的人，虽然今雨不来，旧雨是曾经来的，这就好。写到此，估计还会有好事者问：“你不总是沉默吗，何以这回拉开话匣子，说了这么多？”答曰：这是写存于头脑中的旧事的碎影，头脑中有，秘而不宣是不应该的。那么，旧事，远年，就一定能够如实吗？曰：可保证者只是秉良知画影图形，即主观上不以半面妆见人，如是而已。
　　
　　最后写加说的一位，杨沫，她小于我将近五年，于1995年12月2日作古，反而比我先走了，也可以说是意外吧。过了二十天，即同年同月的22日下午，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未参加。相识的，不相识的，不少人，有闲心在这类事情上寻根索隐，希望我说说不参加的理由。我本打算沉默到底的，继而想，写回想录之类，应该以真面目见人，又，就说是小人物（指我自己）吧，关于史迹，能多真总是好的，所以决定到最后破一次例，说说。而人事，也如河道之有源有流，欲明其究竟，就不能不从源头说起。时间长，为避免繁琐，尽量简化。
　　
　　站在最前的是合和分。合是常，分是变，好事者更想听的大概是变。可是变会带来伤痕，触及难免不舒适，又关于致伤的来由，前面“婚事”一题里已大致表过。所以这里从略。
　　
　　其后是抗战时期，我们天各一方，断了音问。解放以后，她回到北京，我们见过几面。五十年代，她写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主观，她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客观，看（书及电影）的人都以为其中丑化的余某是指我。我未在意，因为一，我一生总是认为自己缺点很多，受些咒骂正是应该；二，她当面向我解释，小说是小说，不该当作历史看。听到她的解释，我没说什么，只是心里想，如果我写小说，我不会这样做。
　　
　　文化大革命中外调风正盛的时候，是北京市文联，来人调查她。依通例，是希望我说坏话，四堂会审，威吓、辱骂，让我照他们要求的说。其实这一套恶作剧我看惯了，心里报之以冷笑，嘴里仍是合情合理。最后黔驴技穷，让我写材料，我仍是说，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这材料，后来她看见了，曾给我来信，说想不到我还说她的好话，对我的公正表示钦佩。可见她是以为我会怀恨在心的，我笑了笑，心里说，原来我们并不相知。
　　
　　但对人，尤其曾经朝夕与共的，有恩怨，应该多记恩，少记怨。直到九十年代初，有关我们之间的事，我都是这样对待的。所以八十年代前期，我写忆旧的小文，其中《沙滩的住》（末尾曾引《世说新语》“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话，以表示怀念。
　　
　　七十年代末，我们唯一的女儿与我有了来往，连带我们的交往也就增多。都是她主动，因为她是名人，扯着名人，尤其女名人的裤角，以求自己的声名能够升级，我是羞于做的。她像是也没忘旧，比如送我照片，新拍的几张之中，夹一张我们未分时期的，并且说明，因为只有一张，是翻拍的。
　　
　　是八十年代后期，有个我原来并不认识的人写了一篇谈她早年感情生活的文章，触及上面提到的伤痕，她怀疑是我主使，一再著文声辩，主旨是我负心，可憎，她才离开我。这些文本，都是关心我的人送来，我看了。我沉默，因为一，对于斗争我一向缺少兴趣；二，我不愿意为闲情难忍的人供应谈资；三，她仍然以为我心中有恨，所以寻找机会报复，这是把她自己看作我的对立面，移到我的眼里，她是实在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但就是这样，我还是淡然视之。她像是也没把这类扬己的文章深印于心。比如九十年代初，我的一本拙作《禅外说禅》出版，她还让女儿来要。记得我给她一本，扉页上还题了“共参之”一类的话。
　　
　　其后过了有两年吧，又有好心人送来她的新著，曰《青蓝园》。是回想录性质，其中写了她的先后三个爱人。我大致看了看，感到很意外，是怎么也想不到，写前两个（第三个不知为不知）仍然用小说笔法。为了浮名竟至于这样，使我不能不想到品德问题。有人劝我也写几句，我仍然不改沉默的旧家风，说既无精力又无兴趣。可是心里有些凄苦，是感到有所失，失了什么？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我也有所变，是有一次，写《惟闻钟磬音》，真成为“随笔”，竟溜出这样几句：“如有人以我的面皮为原料，制成香粉，往脸上搽，并招摇过市，我也决不尾随其后，说那白和香都是加过工的，本色并不如是。”
　　
　　至此，具慧目的读者必已看出，她走了，我不会去恭送。但这里还想加细说说。是遗体告别仪式的头一天晚上，吴祖光先生来电话，问我参加不参加，我说不参加，因为没接到通知。其实内情不如此简单，且听后话。是仪式之后，我接到女儿的信，主旨是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我复信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但是对女儿更应该以诚相见，所以信里也说了“思想感情都距离太远”的话。所谓思想距离远，主要是指她走信的路，我走疑的路，道不同，就只能不相为谋了。至于感情，不说也罢。回到本题，说告别，我的想法，参加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而又想仍是以诚相见，所以这“一死一生”的最后一面，我还是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