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事情要从一台收录机说起。
我在地区中师毕业后，回到我们县城的一所小学教书，除了教书，还捎带着保管学校唯一的一台收录机。
放寒假时，学校为了安全的原因，让我把宝贝带回家去保管。
转眼到了大年三十，除夕之夜，欢乐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的村庄。家家窗前点上了灯笼，在那些贴着窗花和对联的土窑洞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八碗”。说是八碗，实际上主要是把各种形状和式样的肥肉块装在八个碗中。农村人虽然富了，但吃肉还没有到城里人挑肥拣瘦的程度。他们的肠胃仍需要油水。父亲吃了一大碗肥肉，用袄袖子抹了抹嘴，然后就心满意足地拿起旱烟锅，盘腿坐在黑羊毛毡上，自个儿笑眯眯地抽起了烟。
此刻，外面已经是一片爆竹连天了。弟妹们迫不及待地跑到邻家找小伙伴们放炮去了，母亲颠着小脚到隔壁窑洞准备明早上的饺子馅。一霎时，屋子里只剩下了我和父亲。
父亲舒服地吐纳着烟雾，对我说：“把你那个唱歌匣子拿出来，咱今晚上好好听一听。”他安逸地仰靠在铺盖卷上，一副养尊处优的架势。我赶忙取出收录机，放他老人家爱听的韩起祥说书。父亲半闭着眼睛，一边听，一边用手悠闲地捋着下巴上的一撮山羊胡子。每当听到绝妙之处，就忍不住张开没门牙的嘴嘻嘻地笑个不停。这时候，韩起祥的书正说到了热闹处，急争的嗓音和繁密的三弦呱嗒板声响成一片，好像一把铲子正在烧红的铁锅里飞快地搅动着爆炒的豆子。我父亲的情绪也高涨到了极点，他竟然也用陕北土话跟着老韩嚷嚷起来，手舞足蹈。
看着父亲得意忘形地又说又唱，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我为什么不用这台收录机录下父亲的一段声音呢？这样在他故世以后，我们这些后辈人不仅能从相片上看见他的容貌，而且也能在收录机里听见他的声音哩。等韩起祥一说完，我就对父亲说：“爸，干脆让我把你的声音也录下来。”“我的声音？”“嗯。”“能录下来呢？”“能。”我换了一盒空磁带，按了一下键钮，对他说：“不信你试试。你现在先随便说一句什么话。”
他突然惊慌起来，连连摆着手，说：“我不会说！我不会说！”我很快卡住机关，然后放给他听。录音机里传出了他的声音：“我不会说！我不会说！”父亲吃惊地叫起来：“这不是我的声音吗？”父亲显然对这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跃跃欲试，但又有点不好意思，格外紧张地把腰板往直挺了挺，像要进行什么隆重仪式似的，两只手把头上的毡帽扶端正，庄严地咳嗽了一声。他突然像小孩子一样红着脸问我：“我说什么哩？”我忍不住笑了，对他说：“你随便说什么都行。比如说你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哈呀，这怎么说哩……好，叫我想一想，噢，对了，我记起了，咱往下说……那天，也正像今天一样，过年哩……我这样说你看行不行？行！好，那我就再给咱往下说……提起那年头，真叫人没法说。冬天的时候，公社把各大队抽来的民工都集中到寺佛村，像兵一样分成班、排、连，白天大干，晚上夜战，连轴转到了年底，还不放假，到过年的前一天，公社书记宣布说，要过革命化春节，过年不放假了。大家一听都炸了，大年三十早晨，所有的民工都跑光了。我起先还不敢跑，后来见众人都跑开了，我也就跑回来了。不知你还记得不？那天早上我跑回家时，你们母子几个围着一块烂被子，坐在炕上哭鼻子哩。看了这情景，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哭什么哩？那年头，全村人在一个锅里搅稠稀，大家都穷得叮当响，过年要甚没甚，咱家里就更不能提了。旁人家好歹都还割了几斤肉，咱们家我没回来，连一点儿肉皮都没有。你大概记得私人不准养猪，集体养的猪又不能杀，要交给公家。那时候，队里养几头猪卖给公家再给发点肉票，到一家头上，也就那么几斤。咱家的几斤肉票早让你舅舅拿去给儿子办喜事去了。再说，就是有肉票，你们母子手里也没一分钱呀！当时，我折转身就往县城跑。
我没敢在你们面前哭，可在路上我哭了好几回，心疼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这就要过年呀，连点肉都吃不上。我恨自己，一个男人，就这么无能啊！我当时想，我今天出去就是抢也要抢回几斤肉来。进了县城，已经到了中午，我赶忙跑到了肉食门市部，一看，门关得死死的。唉，今天过年，人家早下班了。
这下可没指望了，我长叹了一口气，抱住头蹲在了门市部面前的石台子上，真想放开声哭一场。
蹲了半天，心想，哭顶个屁，干脆，让我看看后门上有没有人。我来到后门上，门也关着，不过听见里面有人咳嗽。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冒出了个好主意，我想，如果我说我是县委书记的亲戚，他们门市部的人还敢不卖给我肉吗？那时候咱县上的书记叫什么名字来？冯国斌？对，就叫个冯国斌。可当时我不知道他的大号，只知道冯书记姓冯。就这样，我硬着头皮敲开了肉食门市部的后门。门先是开了一条缝，露出一颗胖头。还没等胖头开口，我就忙开口说，是县上冯书记的亲戚。胖头问什么事？我对他说，冯书记让你们割几斤肉。他打量了我半天，有点相信了。大干部大都不是穷人出身吗？他们也许少不了会有几个穷亲戚的。胖头便不说什么了，把门打开，让我进去了。
他把我直接领到肉库里。哈呀，我一下子呆了，我看见肉库里码着一人多高的猪肉，都是最肥的。这胖头问我要几斤？我慌忙从怀里掏出了全部的钱——共四块。我问他一斤多少价钱？他说八毛钱一斤。我说，那就割五斤吧。不过，我当时心里暗暗叫苦：我原来只想割上二斤肉，够你们母子几个吃一顿就行了。我不准备吃，因为我今年在民工的大灶上吃过两顿肉，可你们母子一年几乎没喝一口肉腥汤哩。我想余下两块多钱，给你妈买一块羊肚子毛巾——她头上那块毛巾已经包了两年，又脏又烂，再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些鞭炮。吃肉放炮，这才算过年呀。可眼下我想，一个县委书记的亲戚走一回后门，怎能只割二斤肉呢？我就只好咬咬牙把四块钱都破费了。我虽然这样大手大脚地把四块钱都花了，但那个胖干部却明显地在嘲笑冯书记的这个穷酸亲戚。他当然没说，我是从他脸上看出来的。但不管怎样，我总算割到了肉，而且是一块上好的刀口肉啊！我走到街上，高兴得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正在街上往回走，一个叫花子拦住了我的路。我仔细一看，原来是高家村的高五，和我一起当民工的。他老婆有病，他本人已经瘦得只剩下一把干骨头。高五穿一身开花棉袄，腰里束一根烂麻绳，当街挡住我，问我在什么地方割了这么一块好肉？我没敢跟他实说，我怕他知道了，也去冒充县委书记的亲戚。这还了得？叫公安局查出来，恐怕要坐班房哩！我就给他撒谎说，我的肉是从一个外地人手里买的。高五忙问我，那个外地人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人家早走了。高五一脸哭相对我说，前几天公家卖肉时，他手里一分钱也没有。直到今天早上才向别人借了几个钱，可现在又连一点肉也买不到了。他说大人怎样也可以，可娃娃们不行—呀，大哭小叫的……他瞅了一眼我手里提的这块肉，可怜巴巴地说，能不能给他分一点呢？我可怜他，但又合不得把这么肥的肉分给他。我对他说这肉是高价买的。他忙问多少钱一斤？我随口说一块六毛钱一斤。不料高五说一块六就一块六，你给我分上二斤！我的心眼开始活动了，心想，当初我也就只想买二斤肉，现在还不如给他分上二斤呢。拿这钱，我就可以给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买点过年的礼物了。这买卖当然是合算的。我迟疑了一下，对他说，那好，咱两个一劈两半，可怜的高五一脸愁相顿时换成了笑脸。
就这样，高五拿了二斤半肉，把四块钱塞到我手里，笑呵呵地走了，倒好像是他占了我的便宜。好，我来时拿四块钱，现在还是四块钱，可手里却提了二斤半的一条子肥肉。这肉等于是我在路上白捡的。好运气！
我马上到铺子里给你妈买了一条新毛巾，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了几串鞭炮。还剩了七毛钱，又给你们几个馋嘴买了几颗洋糖……我一路小跑往家里赶，一路跑，一路咧开嘴笑。嘿嘿，我自个儿都听见我笑出了声。如果不是一天没吃饭，肚子饿得直叫唤，说不定还会高兴得唱它一段小曲哩……你不是叫我说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真的，这辈子没有哪一天比这一天再高兴不过了……
我“啪”一下关住了收录机，什么话也没说，丢下父亲，心情沉重地一个人来到了院子里。此刻，晴朗的夜星光灿烂，和村中各家窗前摇曳的灯笼相互辉映，一片富丽景象。远处传来密集的锣鼓声和丝弦声，夹杂着孩子们欢乐的笑闹声。村庄正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和平的硝烟，此刻这一切景象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无限的温馨和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