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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林弹雨归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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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中旬,利比亚班加西爆发了反政府的抗议活动,此后的几天,骚乱和流血事件不断升级,不法分子开始对外籍企业进行“打砸抢”。局部暴乱很快演变成内战,并迅速向全国蔓延……
  
  战火突发
  
  纳努特省,距离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约230公里,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承建的7300套住宅及其相关配套设施项目,分布于该省的提季、卡堡等6个规划新城区,1000余名中方员工分布于各工区,项目现场指挥部坐落于提季。
  
  2月19日,项目部驻的黎波里办事处接到大使馆的紧急通知,被告知利比亚局势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要求做好安全防范,任何人不得外出。项目部立即成立了现场工作小组,并实施各项应急措施。
  
  2月21日傍晚,提季地区下起大雨,寒风刺骨。项目部首席阿语翻译杨国文刚和国内通完电话,手机又响了,听筒里传来门卫吼叫的声音:“快跑!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手持棍棒向这边来了,大概100多人……”杨国文立即通知大家按照应急预案撤离。
  
  现场指挥部是由彩钢板搭建起来的临时建筑,包括办公区和住宿区,一共5000多平方米,共有200多名中方员工。大家抓起手机、钱包等随身物品,向着200米外当地分包商的驻地跑,没跑多远,就听到身后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
  
  当地分包商的驻地是永久性建筑,庭院四周的围墙有3米多高,因此被项目部定为紧急避难场所,并提前在这里储备了大量的食物和水。这伙暴徒很快追了过来,不停地喊着,吹着口哨,敲打着大门。
  
  暴徒試图把项目部的汽车开走,但没有钥匙,他们就把车窗砸碎,像电影里的偷车贼那样碰几下线路、打着发动机开走,每开走一辆车他们就高声欢呼。
  
  几十名中方员工手里握着事先准备的木棍,站在大门两边和围墙下,每隔数米就设有一岗,防止有人翻进来。双方就这样僵持着,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大约晚上11点,外面的喧嚣渐渐停止,突然有人喊道:“你们安全了,出来吧,坏人已被赶走。”
  
  项目现场经理蔺东飞和杨国文等人再三确认后走出驻地,看到了当地部落长老和村民,足有几十人,他们手里也有枪支和棍棒。原来,在中方员工撤往分包商驻地时,项目部的利比亚保安和司机立即前往当地部落求助,长老听说后马上带着村民赶来,驱散了暴徒。
  
  长老说:“刚才那伙人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罪犯,还有些社会上的混混,不用害怕。但反政府武装随时会来,我们只能在这里保护你们一晚上,你们必须马上离开。”
  
  当大家返回到办公区后,看到的是一片狼藉,房门、窗户和办公桌椅都被砸坏,满地的碎玻璃和纸屑,电脑等办公用品都被抢走。炮火、暴徒、流血,这些电影里的场景,此刻却真实地出现在眼前。
  
  在部落长老和村民的守护下,这一晚,大家睡得还算踏实……
  
  临危受命
  
  2月23日,党中央、国务院下达了我国驻利人员全部撤离的指令。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第一时间对在利中资公司进行了区域划分,计划分成东、中、西、西南4个区域撤离。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被指定为西区撤离的总牵头单位,协助西区11家中资公司12000多人从突尼斯边境撤离。
  
  担任西区总牵头单位,这份责任可谓重大。为了探明一条安全的撤离路线,蔺东飞主动请缨:“我去吧!”他和自告奋勇的杨国文一起,高价包了一辆出租车出发了。
  
  巴达尔、焦诗、吉米里、祖瓦拉……汽车驶过一座座城市,炮弹的轰鸣声不时响起,沿路可见被烧毁的坦克和军车,每隔几公里就设有路障和安检岗哨,民兵、当地武装、军人手持冲锋枪在关卡驻守。
  
  走了大概30公里,在距离焦诗镇5公里处,他们途经一个关卡时被拦了下来。司机停下车,一伙民兵看到车上坐的不是本地人,马上将蔺东飞和杨国文从车上强行拽了下来,收走了他们的护照和手机,并将他们关到了不同的拘留室。
  
  杨国文用阿语和民兵队长再三解释:“我们是中国人,是来帮你们建房子的,我们的项目就在纳努特省,他是我们公司的领导……”杨国文一边说着,一边给他们翻看手机拍摄的项目照片,反复解释了大概15分钟,民兵队长仔细查看了他们的护照,才将他们放了出来。
  
  刚出拘留室,蔺东飞的手机就响了,是妻子从国内打来的。“东飞,利比亚很乱,你现在还安全吗?”蔺东飞故作平静地说:“我还好,你放心吧。”“东飞,咱啥也不图,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好,办完事我马上回家。”蔺东飞挂掉电话,已是泪流满面。
  
  前面是什么情况?这条路还安全吗?想到肩上的责任,蔺东飞和杨国文再次踏上征程。一路上走走停停,通过了几十个关卡,总算还顺利。后来,他们来到距离突尼斯边境36公里处则里腾镇的一个关卡,这里有20多名政府军士兵把守,路中央停着一辆装甲车。蔺东飞和杨国文接受例行检查之后,走过关卡,看到几十米外有个厕所,便走过去想方便。
  
  经过一棵大树时,突然从树后蹿出来三名蒙面歹徒,他们一人持枪,两人持刀,威胁蔺东飞和杨国文站在原地举起双手。歹徒对他们搜身后,拿走了手机和现金,随即逃往附近的村庄,很快就不见了。
  
  两人回到关卡,杨国文向驻守的军人报案,说话时声音有点大,情绪比较激动。恰在此时,当地部落的长老开车经过,听到杨国文的话,就要求关卡的军人去抓捕歹徒。
  
  不一会儿,长老和军人就回来了,他们抓到了三名抢劫者,搜到了两部手机和现金,还给了两人。
  
  一路上几经波折,但都化险为夷,蔺东飞和杨国文终于抵达利比亚和突尼斯边境地区,摸清了西区人员撤离路线的治安状况,探索出了一条陆上“生命线”。后来,中区撤离人员由于原定路线被阻断,也是沿着这条路线离开利比亚的。
  
  成功撤离
  
  早出晚归,400多公里的往返路程竟用了近12个小时,蔺东飞和杨国文回到提季现场指挥部时,已经是晚上8点了。项目部第一时间向大使馆汇报了西区撤离路线,并通知各中资企业,要求第二天天亮开始撤离行动。此时,在首都的黎波里,葛洲坝人同样为大撤离发挥着重要作用。
  
  根据大使馆统一安排,在利的中国妇女、儿童将搭乘第一班包机回国,飞机计划于2月24日从的黎波里机场起飞,但在办理通关手续时,由于部分人员丢失了护照,利比亚海关不予放行。经过反复交涉,海关最终同意只要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开具相关证明,便可给予无护照放行。可是的黎波里晚上6点后便实施宵禁,夜晚出门非常危险,谁愿意去大使馆取回证明并送到机场?
  
  “我去吧!”项目部驻的黎波里办事处总会计师孙世临,想也不想,做出了与蔺东飞同样的选择。很快,孙世临就和司机出发了。
  
  当晚,街道上很冷清,呼啸的大风更增添了几分紧张的气氛。大使馆距项目部办事处不远,孙世临顺利地拿到了大使馆的函件,然而去机场的途中却十分惊险。一路上,他们多次遭遇歹徒持械抢劫,幸亏司机驾驶技术高超,对路线又十分熟悉,要么加速冲过拦截点,要么一看到有人拦截便绕道急驶,最终顺利将函件送至机场。就这样,第一班包机准时从的黎波里起飞。
  
  2月24日清晨,葛洲坝集团利比亚项目部组织首批3000余名西区撤离人员,乘坐由水泥车改装的平板车,浩浩荡荡地沿着蔺东飞、杨国文打通的“生命线”出发了。近百辆工程车组成的车队,从头到尾足有5公里长。每一辆车上,都有中方员工站在车顶,几个人分别握住边角,高高地托举起中国国旗,国旗随风飘扬,显得格外醒目。
  
  200多公里的路途,每一个关卡都顺利放行,当大家安全抵达利、突边境拉斯杰迪尔口岸时,每个人都是热泪盈眶。原本以为只要到达边境就能够撤离,没想到利比亚边境规定只有持有护照的人才能够通过,但连日的暴乱,使得大部分人的护照都已丢失或被烧毁。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滞留在边境的同胞越来越多,场面也越来越混乱。寒冷、饑饿、困乏侵袭着所有人,不安情绪迅速蔓延,有人开始哭着给家里打电话交代后事,心理状态接近崩溃边缘,撤离队伍随时都有失控的危险。此时的蔺东飞有护照在手,原本可以撤往突尼斯,可他选择留了下来。他一面极力安抚大家的情绪,一面和大使馆联络,同时与利比亚边境沟通,商量解决办法。
  
  为了办理通关手续,项目部组织了精干的队伍开展工作,他们在边防军警的枪口和坦克的炮口前,往来于大使馆与各个中资公司之间,穿梭于利比亚和突尼斯边境线上,将最新指示和撤离信息及时传递给各单位负责人,保证了队伍的稳定。在这样的努力下,虽然情况艰难,但滞留人员未发生一起内部骚乱和冲击边关的事件,所有人员全部安全过境。负责撤离的国家工作组领导由衷地赞叹:“葛洲坝集团的组织管理非常到位,在这次撤离中真正起到了央企主心骨的作用!”
  
  3月1日,广州白云机场上,随着飞机平稳落地,蔺东飞听着身旁同胞们发自内心的欢呼,看着飞机外欢迎他们的人群的笑容,他心情激动——他和同事们没有辜负国家的信任,带着同胞们安全地回到祖国、回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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