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爱，叫遥遥守候

中午十二点半，她打来电话，说她已到了学校。她的声音一如往常，只是顺着电话线从百十里外传来，就像是有所不同了。你的心一下子伤感起来。女儿长大了，必须进入另一个空间，那个空间不论称它为学校、社会、集体，还是别的，总之都是一样的：在那里，不会有任何人对她像你对她的感觉一样，因为那里没有父亲——唯一的父亲只能坐在家中。对于父亲，女儿的外出，哪怕是极为短暂和极小距离的外出，她都是令人担忧的，她的弱小无助，她的诚实和善良，她的孤独和无知，她的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你为她担忧的理由和原因。
　　
　　想一想昨天晚上，她还和你坐在沙发上一直谈到很晚。她笑得多么开心呵！那是因为你故意对她发表一些貌似深刻的所谓人生哲理，你以一本正经的样子，用荒诞不经的语言，讲着她这个年龄尚不能完全理解的一些话。你并不为了教她什么，你只是拿别人的思想跟她开玩笑而已。她果然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你的女儿，她只有在你面前，才是安全的、健康的、可爱的，不可能遭受任何一丁点侵犯的，何况，她的更为强大的守护神——她的母亲，正在里屋床上坐着织毛线，她在跟着她的女儿一起笑，她为她的笑而笑。此时此刻的三口之家就像一个三角形一样坚固。这样的夜晚多么令人留恋呵！
　　
　　然而，现在的她已到了另一个地方。只有四十分钟的车程，却已经是遥不可及。在那里，没有你，没有她的母亲，没有坚固的三角形。她不可能受到单独的注视，不可能有人仅为逗她发笑而滔滔不绝，她孤单地走在成百上千的人群之中，她生活在老师们视若无睹的目光之下，她处在了一个庞大无比的集体之中，她成了真正的个体，一个承担着恐惧、危险和责任的人。
　　
　　她十六岁了。这应该是一个不小的年龄了。这是她所称的雨季。你不知道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她这一代人的流行词语。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是一个父亲，你是你唯一的女儿的父亲，你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因为词语的变化而变化。对于如何做父亲，你的确没有多少经验可以借鉴。你自己的童年时代是荒芜可怕的，这使你觉得你有责任给你的女儿一个多少好一点的童年，于是，你从来没有仿效过你自己的父亲，你绝对不是一个严父，也许你真的对她是溺爱的，而这种溺爱当然不会对她的成长有利，但是，给予孩子过多的爱，仿佛是对自己童年的一种补偿，你像一道决了堤的河坝滔滔汩汩，欲罢不能，你甚至不能理解你为什么有着如此充沛的情感的水量。
　　
　　昨天晚上，你对她说，已经十六年了，你却还一巴掌都没有打过她，你作为一个严父的形象完全没有树立起来，而且这辈子恐怕都不可能了。这又使她笑得岔了气。她一边笑着一边手指你的卧床说，你打过我，打过我，就在那张床上。那是她七岁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给她输液，她竟突然举起液体瓶子，站立于床头，其姿态之决绝和罕见叫你又气又笑，你一把抓过她，按倒在床上，打了她屁股几巴掌，她哭声震天响。那是她唯一的一次大胆叛逆，也是你唯一的一次对她抡动巴掌。这个故事小到不堪提及，它只是家庭史上一粒芝麻大的笑料而已。她自己也明白这一点。
　　
　　昨天晚上，你笑她怎么能上了上高中还在读什么《皮皮鲁和鲁西西》。《皮皮鲁和鲁西西》是她上小学时买的一本童话书。她大笑着辩解说，上厕所只能读轻松的。于是，话题从这里开始，就一发而不可收了。她挥舞着她的小手，使劲表示她对苏童小说的不可理解，她说她永远不可能对人生抱有悲观主义的态度，她永远不会发神经病，她高兴做一个正常的人。她说这些苏童王安忆为什么总是那样不住嘴地呼噜噜地叙述。她说，她只有在读《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才会激动和惊叹，她说为什么苏童王安忆不像托尔斯泰那样去写，她又说卡列宁和列文几十页几十页谈政治的时候令人讨厌。总之，昨天晚上，她说了很多，你也说了很多，那真是一场热烈的交流。你欣喜于你的女儿已经能够对文学有一些理解，而她现在只有十六岁，她今后还必将会有更多的理解，这有多么好呵。
　　
　　但是，现在，话筒里只传出干巴巴的一声“我到了学校，我准备去吃饭”。这对你无异于一个强烈的信号，它表示她的孤独的新生活又在继续了，她又要坐在课堂上打瞌睡，在黎明的操场上被罚跑步，在乱哄哄的校园里淹没到人群中。
　　
　　你，一个徒劳无益的父亲，只能站在远处张望，你一点都帮不了她。她的乐观主义的人生将在窗外的风沙中经受漫长的打磨。她最终将走往何方，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是对一个父亲的终生的拷问。她曾问道，老爸，什么是宿命？回答是，无论你有怎样的愿望，无论你怎么奋斗，无论你的道路多么曲折，你最后的终点却是早已确定了的。她说，哈，那我相信宿命！这就是她的乐观主义。
　　
　　一个快活的女儿和一个惊惶失措的父亲，你们共同站立于混乱时代的诺亚方舟上，你们是一个整体，可你们又分属于不同的两代人（这有多么荒谬！），呵，但愿你们能够相互拯救，既为了你们自己，也为了这个时代，因为，在这个精神匮乏的年代里，没有你们之间的连接，一切便不可能显得如此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