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也是有名字的
你听过“克林贺夫”这个名字吗？
大概没有。但许多欧美人记得这个名字。三年前，他所搭的一艘游轮被中东暴徒劫持。在剑拔弩张的冲突中，这位上了年纪的美国游客被枪杀了，尸体丢进了地中海。
在幕后为劫船献计的阿巴斯，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要员。两个月前，当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对世界宣布阿拉伯人的和平新立场时，美国记者尖锐地逼问阿巴斯：“克林贺夫为什么浮尸海上？”
阿巴斯淡淡一笑，回答：“或许他想游泳吧！”
阿巴斯的“冷血”答复使美国人热血沸腾，媒体竞相报道他这句“草菅人命”的话。
他只说了那一句话吗？不是，但大多数报纸自然而然就省掉了他紧接着的言论。他反问：“以色列可曾对被他们枪杀的巴勒斯坦人表示难过？美国可曾对格那达的无辜牺牲者表示遗憾？我倒真希望我们牺牲者的名字也能和克林贺夫一样出名。你能不能说得出十个被以色列瓦斯枪打死的巴勒斯坦人名？你说不说得出来十个被以色列士兵杀死的巴勒斯坦孕妇的名字？”
记者愣在那里。
他们说不出一个名字来。因为那些死者，包括少年、孕妇、婴儿都是无名无姓的老百姓。慢着，你说，可是克林贺夫也只是一个寻常百姓。不错，那要看是谁家的百姓了；克林贺夫是个美国人，他的死，和几百个巴勒斯坦人的死，不可同日而语。
你知道，人命也有不同的价格？或许你一点儿也不惊讶，因为你是中国人。
裕仁天皇重病，号称民主国的国民匍匐在地，为皇上圣体祈祷，全国沉醉在帝国时代“美丽”又“哀愁”的怀旧浸渍之中。
我心里开始微微地紧张：害怕在台湾的报纸上看见刺心的文字。会不会有中国人用同情的、崇敬的、怀旧的甚至于“爱戴”的、痛惜的口吻去描写裕仁之将死？台湾的媒体是否会像日本的媒体一样，派出记者到皇宫前扎营，报道天皇每天吐血的次数、心跳的频率、昏睡的时数？
你不能说我杞人忧天。关于神风特攻队的日片到台湾上演时，所有的报纸都刊了醒目的广告，用最激励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看那些“英勇”的日本青年，欣赏他们如何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为国家牺牲犯难；用最动人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体会那些“健儿”与父母、情人诀别时的痛苦与庄严……
这些电影商设计的巨幅广告，要中国人为“神风特攻队”的英勇去深深地感动。你不记得了吗？
我记得，所以我心里微微地紧张，害怕见到中国文字，要我准备为日本天皇之死觉得难过、惋惜。
在我正紧张的时候，英国的《太阳报》却大张旗鼓地对裕仁批判起来。这真是异数。大部分的西方媒体在裕仁重病之后，都只是“行礼如仪”地报道。欧洲人对日本的经济“侵略”非常在意，步步为营，对裕仁所代表的日本政治侵略历史，却没有多大兴趣，那毕竟是别人家的事，“与我无关”。
《大阳报》用了严厉的言辞指控裕仁的战争责任，强调了日军的暴虐残酷，陈述了受害者巨大的痛苦。
啊，你惊讶地叫了一声，《太阳报》是在为咱们中国人说话吗？
不是。《太阳报》所指的受害者，不是以千万计的中国百姓，而是以百千计的英国俘虏——他们在俘虏营中受到虐待。
四十年过去了，西方已不再时兴谈日本的战争责任。一旦谈起时，人们心中记得的“受害者”竟然是相较之下极其少数的英国百姓。有谁记得那千万个没有面貌、没有名字、没有声音的中国百姓呢？
有些中国人是记得的。《中时晚报》副刊就曾经以“我们要求裕仁对中国人谢罪”为专辑主题。这样的言论，会不会引起日本社会的注意？会不会成为西方媒体的新闻？
没有。我不曾在欧洲任何报纸上读到“中国人如何看日本人”的报道。但是，当广岛市长说“天皇应该为战争负责谢罪”时，它却成为重要新闻。而广岛市长认为天皇应该谢罪的人物是谁呢？当然是蒙受原子弹大难的日本人！除了他们，还会有谁呢？
你露出很世故的表情，不屑地说：美国人命、以色列人命，比巴勒斯坦人命贵重；英国人、日本人命，比中国人命值钱；SoWhat？在封建社会，路上失控的一辆马车，可能压死一个王孙贵族，也可能撞死一个卖油郎，结果就是不会一样。大街小巷会把那惨死的贵族的姓名挂在嘴边，路可能因而拓宽，车马行驶条规可能因而更改，马车夫可能因而入狱，谁也不会记得那卖油郎的名字。
你说的当然不是全没道理。人的价值往往由权势的大小来评定。四十年前，吉普赛人也是携老扶幼地进了集中营，剥光了衣服毒死在瓦斯房里。然而在滔滔舆论中，有多少声音是为他们而发的？流浪的、不识字的、没有国家的吉普赛人，没有权势，没有声音。
可是我相信权势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似乎对中国人的苦难相当淡漠，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苦难相当淡漠。大陆的情况我不敢说；在台湾成长，我只记得全岛的学童为光复节等节日游行、演讲、彩排歌舞话剧，用极大的人力、物力铺排繁华升平的气氛。只是从来不见，在“七七”那样的日子，中国人用一天的时间肃静下来，哀矜过去、审视未来，深沉地面对一下民族的灵魂，从来不见。
怎么我们对历史的创痛那么容易忘记？当我们自己对人命漠然的时候，又如何能怨怼别人漠视我们的苦难？
中国人，也是有名字的，但必须自己先记得。你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