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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胡同第几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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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年前跟随父母来到北京,从此定居此地再无迁挪。
  
  北京于我,缘分之中,有槐。童年在东四牌楼隆福寺附近一条胡同的四合院里居住。那大院后身,有巨槐。
  
  父母告诉我,院里那株古槐,应该是元朝时期就有了。于是我头一次有了模模糊糊的哲思:在宇宙中,做树好呢,还是做人好呢?树可以那样长寿,默默地待在一个地方,如果把那当作幸福,似乎不如做人好,人寿虽短,却是地行仙,可以在一生中游历许多地方,而且,人可以講话,还可以唱歌……
  
  过去北京胡同杂院里生活困难的人家,每到槐豆成熟,就会去采集。我的小学同学,每天晚上做完功课,就举着带铁钩的竹竿去采槐豆。而每到星期天,则会把煤粉和成煤泥,把槐豆铺开晾晒——煤泥切成一块块,干燥后自家烧火取暖用,槐豆晾干后则去卖给药房做药材……
  
  院子里的槐树,可称院槐。其实更可爱的是胡同路边的槐树,可称路槐。龙生九种,种种有别。槐树也有多种,国槐虽气派,若论妩媚,则似乎略输洋槐几分。洋槐虽是外来,但与西红柿、胡萝卜、洋葱头一样,早已是我们古人生活中的常客,谁会觉得胡琴是一种外国乐器、西服不是中国人穿的呢?洋槐开花在春天,一株大洋槐,开出的花能香满整条胡同。
  
  东四牌楼附近,现在仍保留着若干条齐整的胡同。胡同里,依然有寿数很高的槐树,有时还会是连续很多株,甚至一大排。不要只对胡同的院墙门楼木门石墩感兴趣,树也很要紧,槐树尤其值得珍视。青年时代,就一直想画这样一幅画,胡同里的大槐树下,一驾骡马大车,静静地停在那里,骡马站着打盹儿,车把式则铺一张凉席,睡在树荫下,车上露出些卖剩的西瓜……这画始终没画出来,现在倘若要画,大槐树依然,画面上却不该有早已禁止入城的牲口大车,而应该画上艳红的私家小轿车……
  
  过去从空中俯瞰北京,中轴线上有“半城宫殿半城树”一说,倘若单俯瞰东四牌楼或者西四牌楼一带,则青瓦灰墙仿佛起伏的波浪,而其中团团簇簇的树冠,则仿佛绿色的风帆。这是我定居五十八年的古城,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的歌哭悲欢,都融进了胡同院落,融进了槐枝槐叶槐花槐豆之中。
  
  城市是居住活动其中的生灵的欲望的产物,尽管每个生灵以及每个活体群落的欲望并不一致,甚至有所抵牾,但其混合欲望的最大公约数,在决定着城市的改变,这改变当然包括拆旧与建新,无论如何,拆建毕竟是一种活力的体现,而一个民族在经济起飞期的亢奋、激进乃至幼稚、鲁莽,反映到城市规划与改造中,总会留下一些短期内难以抹平的疤痕。我坚决主张在北京旧城中尽量多划分出一些保护区,一旦纳入了保护区就要切实细致地实施保护。在这个前提下,我对非保护区的拆与建都采取具体的个案分析,该容忍的容忍,该反对的反对。发展中的北京确实有混乱与失误的一面,但北京依然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我对她的挚爱,丝毫没有动摇。
  
  最近我用了半天时间,徜徉在北京安定门内的旧城保护区,走过许多条胡同,亲近了许多株槐树,发小打来电话,问我在哪儿。我说,你该问:岁移小鬼成翁叟,人在胡同第几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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