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姐姐的竞争

一
　　
　　记忆中，我和姐姐的竞争，就是从那“啪”的一声开始的，那是连环画（小人书）被打落在地的声音。我深知，那一声沉闷的声响，是姐姐美好的愿望和不公的现实相撞发出的声响，其实也是发令枪打响的声音，预示着我和姐姐今后几十年的竞争就此开始。
　　
　　那年我五六岁，我和姐姐坐在堂屋的门槛上，托着下巴，一边听着广播，一边等着去镇上交公粮的父母归来。
　　
　　平板车发出的吱呀声由远及近，父亲、母亲终于推开了木制的大门。父亲放下车把，从布包里掏出一张带红杠杠的条子，笑呵呵地看着。母亲摘掉草帽，从兜里掏出一本连环画，摇晃着大叫道：“庆儿，你看这是啥？”我一个箭步冲到母亲跟前，接过连环画，兴奋得又跳又叫。姐姐跟了上来，与以往不同的是，手中空空的她不再摇着母亲的胳膊索要，或者躲到一边偷偷地抹泪，而是直接把连环画打落在地。看到我哭了，姐姐略有害怕，后退几步，一双小手捂着嘴，不安地将目光在我和连环画间扫来扫去。这一次，母亲没有像以前那样责骂姐姐，只是喃喃道：“闺女长大了，闺女长大了。”
　　
　　二
　　
　　打我记事起，我就觉得，父母爱我胜过爱姐姐。家中有好吃的好玩的，都是我先享用，然后才能轮到姐姐。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姐姐无疑是不幸的。就连父亲看我俩的眼神都完全不同：看见姐姐时一扫而过，仿佛她是闯入这个家庭的一个陌生人；看见我时，他总会眯着双眼端详良久，就像打量着自己幸福的晚年，有时，还会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去赶集或者走亲戚，父亲也喜欢捎带上我，似乎带上了我，便带上了家中的一切。在父母“宝贝，宝贝”的叫声中，不谙世事的我，也觉得自己无比重要，觉得得到的偏爱都是应该的。一旦姐姐和我发生争执，我就会假哭，声音越大越好，父母听到后，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无论在干什么，立马就会跑来，对姐姐轻则呵斥怒骂，重则拳脚相加。面对父母的偏心，姐姐起初又哭又闹，无数次失望后，只得选择沉默。这一次，姐姐打落连环画，是一腔怨气长期积压的结果，还是姐姐已经长大“懂事”的缘故？我不得而知。显然，她打落的远不止一本连环画，还有我那皇帝般的待遇。父母从这件事中猛然意识到，长期的不公，已经引起姐姐的极大不满和激烈反抗。此后，父母对我俩虽说依旧未能一碗水端平，却把对我的偏爱转移到了暗处，不再如先前那般明目张胆，至少，在姐姐面前显得“公平”。
　　
　　或许，在彼时只有八九岁的姐姐看来，她之前遭受冷遇，都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好。为了和我争宠，她变得勤快起来，帮父母挑水、烧锅、铡草、喂羊等，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学习上亦和我比较，常常在昏黄的煤油灯光下念书到深夜。姐姐的努力让她的处境大为改观，父母看见姐姐时，不再像看见陌生人那样熟视无睹，混浊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仿若看见了幸福的生活。可是，年幼的姐姐并不知道，因了她的性别，打她落地那天开始，命运便已经注定。
　　
　　“公平”了一段时日后，父母对我的偏心又从暗地里浮了上来，在对待我们的学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姐姐读初三那年，父母经过一番商议后，决定让姐姐报考中专。虽说姐姐的成绩在班中数一数二，但考上中专的希望着实不大。考上中专就能吃上商品粮，如此捷径，哪个农村学生不想走呢？我和姐姐就读的袁圩初中，每年报考中专的学生很多，考上的却是凤毛麟角，且都是复读了3年乃至5年的。成绩出来后，姐姐名落孙山，不得不按照父母的意思扛起沉重的锄头。我则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念了高中。贫瘠的黄土地上，两棵同根的庄稼往往会有一棵被剔除，以保证另一棵有足够的养分茁壮成长。无疑，姐姐就是那棵不幸的庄稼。
　　
　　“这娃脑子好使，没能复读或者念高中，可惜了！”老师对父母说。
　　
　　“和她一般大的女娃，早就下地干活了。”父母对老师说。
　　
　　父母说的也是大实话，农村的女孩，念到初中毕业的并不多见，很多女孩小学没念完就成了家中的劳力。就这样，15岁的姐姐终止了学业，像大人一样拼命地干活，供我和妹妹继续读书。在念高中的日子里，家里的农活我无须操心，即便放暑假在家，也只需在清涼的屋内安心读书。中午或者傍晚，透过窗棂，看到下地归来的姐姐，我心头常生出一丝愧疚，她被晒得通红的圆脸和幽怨的眼神，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每次想起，我的后背都会冒汗。
　　
　　三
　　
　　1995年8月的一天上午，我收到了合肥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盖着红章的通知书在金灿灿的阳光下泛着亮光，父亲昂首挺胸大声念完后，姐姐笑了，我却哭了。
　　
　　“等我大学毕业后，我会拉你一把的。”我握住姐姐那双长满老茧的手说。
　　
　　“等我以后混好了，我也会给你找个门路的！”姐姐挣脱了我的手说。
　　
　　此时此刻，我说拉姐姐一把，绝对是掏心窝子的话，让100个人看，99个人都会认为我说的话很正常，也很合理—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人，怎么说，也会比一个初中毕业的人前途好。父母都认为姐姐在开玩笑，但我很了解姐姐不服输的性格。况且，姐姐的话也不无道理—那时的她，那么年轻，又那么勤劳，何以见得将来就比我差？
　　
　　在我们邝庄村，姐姐是第一批外出打工的。背着一年四季的衣服和母亲蒸的馒头，姐姐和堂哥以及村里的四五个年轻人，怀着美好的梦想，在此起彼伏的鸡鸣声中离开了乡村和父母，开始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流转。
　　
　　姐姐第一站去了昆山，那时我刚到合肥读大学。在隔三岔五的来信中，我知道姐姐的发展并不顺利。她在一家冰箱厂给冰箱装抽屉，一台台冰箱随着传送带源源不断地赶来，姐姐从身边拿起一个抽屉刚装在冰箱上，下一台冰箱又来了，装了还有，总也装不完，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犹如麦季抢收小麦一样。我回信劝姐姐换个轻松的行当。几经辗转，姐姐最后在江苏宜兴的一家服装厂落了脚。
　　
　　1999年大学毕业后，我进了一家铁路工程局，有着较为轻松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为了兑现曾经的承诺，我劝姐姐到我单位的工程队做一名厨师。别人挤破头都想要的美差，姐姐竟然一口回绝，父母百思不得其解，只有我明白，姐姐还在和我较劲，她不会低下倔强的头颅，甘心做一名厨师，就此输掉和我的竞争。那时的姐姐已经结婚，离开了服装厂，跟着姐夫在宜兴贩卖蔬菜。姐夫驾驶货车，晚上七八点钟就要出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后到达常州，购好蔬菜后，又连夜从常州赶回宜兴郊区的一家菜市场。此时，已是半夜两三点钟。在昏黄的路灯下等待的姐姐见到购菜回来的姐夫后，对着黑漆漆的四周使劲吆喝两嗓子，进货的菜贩子便前脚撵后脚，像听到命令似的，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一时间，不大的菜市场，叮叮当当，说说笑笑，好不热闹。批发完蔬菜后，天还没大亮，姐姐和姐夫收拾器具和剩余的蔬菜，赶回租住的房屋。
　　
　　父亲去看望过姐姐一次，回来以后，坐在月光里和我说起姐姐的生活，说起姐姐和姐夫贩卖蔬菜的辛苦，眼泪汪汪的，说那活儿真不是人干的，基本上一整夜都不能合眼！他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又说：“早知道闺女会受这个罪，当初我哪怕再辛苦点儿，让她继续念书多好。”
　　
　　回应父亲的，是沉默的夜。我不知道该不该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四
　　
　　姐姐离开乡村后，便很少回来。她2003年春节回来过一次，匆匆忙忙的，是向父亲借钱，说是要扩大生意，不仅向摊贩批发蔬菜，也给超市和饭店供货。父亲手头紧，让我借给姐姐，我摇摇头后，把钱塞给了父亲，坚持让父亲转借给姐姐。我和姐姐都绕来绕去，父亲没有多问，我也没解释。想必，父亲明白姐姐的意思，也知道我的想法。
　　
　　一晃又过去了9年，姐姐终于又回老家了，在大年三十零星的鞭炮声中。这次，她不是借钱，而是开着轿车回来的。轿车亮得像一面镜子，反射出姐姐宽裕的生活。姐姐虽说穿得很鲜亮，但人苍老了许多，又黑又瘦的她，仿若风中的一棵枯树。那因长期熬夜形成的两个眼袋，又黑又大，像装满了厚重的岁月。
　　
　　吃饭的时候，姐姐以茶代酒，满满的一杯清茶反射着正午的阳光，晃得人眼花。她端起杯子笑眯眯地说：“绕过大学，我照样能成为城里人呢！”
　　
　　父亲端起酒杯，一仰脖子干了，喷着酒气对我说：“打小你们俩就较劲，现在你姐姐在宜兴买了房子，落了户口，你这个大学生有的，她这个农民工都有了，你们俩算是打了个平手！”
　　
　　我或许喝高了，口无遮拦地说：“父母作为裁判，在学业上对我有点儿偏心，考虑到这个因素，其实是姐姐赢了！”
　　
　　和多年前那一天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的情形相反，这一次，笑的人是我，哭的却是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