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疫情结束之后

一
　　
　　那一天在漫长的等待后终于到来。
　　
　　解禁前夜，北方交通大学嘉园公寓的学生，从一楼宿舍扯出插线板，接上台灯，在楼前开了场台灯晚会。
　　
　　有星斗，有蝉鸣，晚会上有同学表演吹笛子，虽然吹不出音，但所有人拼命鼓掌。
　　
　　第二天下午4点40分，夏日的阳光格外明亮，公寓区的警戒线被撤去，300余名学生欢呼着下楼，高唱《团结就是力量》。
　　
　　同一时刻，北京皂君庙东里29号楼内，解禁的居民同样欢呼着下楼，但很快被亲友们挤了回去。
　　
　　有老太太在人群中笑弯了腰，笑着笑着就哭出了声。
　　
　　那一天是2003年5月8日，立夏后第二天，北京解除隔离9221人，“解冻”的信号自此陆续传来。
　　
　　哈尔滨解禁的居民冲到楼下畅快地跳了场广场舞；上海解禁的小朋友收到幼儿园伙伴折的400只千纸鹤；江西吉安的村民在祠堂前放了許多挂鞭炮，青烟腾起，仿佛能驱散沉积数月的阴晦。
　　
　　6月20日，北京小汤山定点医院，最后一批患者出院。
　　
　　人们争着和换上军装的医生们拥抱合影。院长张雁灵最后被抛向半空，所有人高喊：“胜利啦！”
　　
　　人们笑中带泪地打量着人世间，释然中带着怆然。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对北京“双解除”：解除北京旅行警告，并从疫区名单中删除。当日，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员工悄悄贴出一张手写标语：北京真牛！
　　
　　3天后，一个大雨夜，北京迎来“双解除”后的第一个周末。
　　
　　压抑已久的消费热情如洪水般爆发。
　　
　　王府井礼花绽放，西单无处停车，中友百货内人潮涌动，闭店时间一拖再拖，“买东西的劲头跟不要钱似的”。
　　
　　商场内，试衣、交款、盥洗、乘梯都排着长队，每一个化妆品柜台前都挤满女孩。
　　
　　女鞋部人多到无处可坐，陌生女孩互相扶着试鞋，有女生说：“混在人堆里才最能感受到生活的快乐。”
　　
　　在簋街，大雨没浇熄热浪，食客们打伞等位。到晚上10点时，簋街已消耗了5吨麻辣小龙虾。
　　
　　事后统计，那夜北京有150万人外出消费，消费总额超2亿元。
　　
　　一切开始缓缓苏醒。
　　
　　6月30日，“双解除”后第六天，环京长途公交恢复运营，铁路客流回升，北京中小学全面复课并举行升旗仪式。国家博物馆开了场展览，名为“大唐丰韵”。
　　
　　当天，一个60人的韩国旅游团飞抵首都国际机场，其中有45家韩国知名旅行社的代表。他们来考察“非典”后的中国市场。
　　
　　旅游团下飞机时，展示了一个书法横幅，用汉字写着“祝中国非典退治”，上有全员签名。
　　
　　此后4天，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的旅行团相继抵京，游客在人民大会堂享受了国宴待遇。
　　
　　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称，他原本预计旅游复苏最快也得到9月，受访时他语带哭腔：“冬天过去了，春天将很快到来。”
　　
　　7月1日，一个叫“春之旅”的23人旅行团，从首都国际机场出发。工作人员边测体温边小声说：“太好了，北京又有旅游团了。”
　　
　　其实春天早就过去了，但所有人都心有不甘。
　　
　　三里屯啤酒销量创下纪录，后海夜夜桨声烛光。颐和园破例连开了3个月的夜场。昆明湖中，长桥明月，湖边尽是流连不去的人们。
　　
　　经历过压抑的长夜后，人们格外珍爱人间。
　　
　　那年秋天，因“非典”推迟的第四届迷笛音乐节重开，那是最后一次免票的音乐节。
　　
　　43支乐队全部义务演出，每天观众超万人。10年后，有吉他手回忆：“那年就像是一群人做了一个混乱的梦。”
　　
　　见过生死的人，失去过自由的人，感动过、愤怒过、痛哭过的人，在台下如海浪般起伏。
　　
　　反光镜乐队的主唱在音乐间隙仰望了一下天空，“太阳刚下山，天空真的好美。”
　　
　　二
　　
　　很多人的命运在那一年被改写了。
　　
　　2003年是高考从7月调至6月的第一年，因疫情影响，复习时间更为紧张。
　　
　　考前有消息称，感冒发烧的学生不能进考场，有考生因此一个月不敢洗头洗澡。
　　
　　当年高考如期举行，许多考生走出考场后放声大哭，称考题过难。
　　
　　命运滑向其他轨道的还有那年的毕业生。
　　
　　北京的招聘会直至7月1日才恢复，参会的大企业寥寥，许多毕业生因此离开北京，返回家乡。
　　
　　随同国运起伏的还有经济曲线。
　　
　　当年6月，货币政策收紧，一直震荡挣扎的A股，也随之进入下跌通道。
　　
　　疫情中的那些明星概念股，在4月达到顶峰后，急速下滑，画出一组组大同小异的山峦。
　　
　　国民经济如巨兽般舔舐自疗，引领复兴的依旧是优质白马股，“非典”题材股皆化作海市蜃楼。
　　
　　失意者除了投机的股民，还有投机的药商。
　　
　　北京两位专家开出抗“非典”中药配方后，河北安国药材市场的中草药价格一路暴涨。每天拉药的卡车超过千辆。
　　
　　平时每千克20元的银花，卖至180元。坊间称，几个药材大户每天能赚百万元，安国一天就能出几个百万富翁。
　　
　　因囤积居奇，以次充好，当年7月起，全国民间药材加工被封杀3年。3年后，安国药农受访时称，机器皆已生锈。
　　
　　颠簸大势中，得意者另有人在。
　　
　　“非典”结束后，炒房客首次登上历史舞台。
　　
　　疫情结束后，全国迅速掀起购房热潮。
　　
　　因抗灾多发的货币需要出口，而且许多人因隔离心生感触，希望改善居住条件。
　　
　　2003年4月到6月，上海房价涨了18。1%，宁波涨了16。4%，疫区北京也同比上浮0。2%。
　　
　　那年夏天，温州走出5000多名专业炒家，带动家族炒房。据相关媒体估算，2003年有10万温州人行走天下，调动民间资本1000亿元。
　　
　　那年11月，温州炒房团包3架飞机赴深圳看房，买下上百套商铺。那年后，各地售楼处开始挂横幅“欢迎温州老板”。
　　
　　国家统计局公示，2003年住宅投资首破万亿元大关，房企井喷，激增至37123家。
　　
　　和炒房客同等风光的还有养生专家。
　　
　　“非典”后，电视养生类节目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
　　
　　央视的《健康之路》，北京卫视的《养生堂》，天津台的《健康大学堂》等，皆成明星节目。
　　
　　养生大师们有专业团队包装，在电视上走红后，纷纷出书。书店里，大师们的养生著作越过经史子集，摆在最显眼处。
　　
　　“非典”后，保健品销量报复性反弹，脑白金9月销售额突破1亿元。以前即便是春节，也没这个销售额。
　　
　　史玉柱说，一年间，脑白金经历了历史最低潮，也经历了鼎盛。
　　
　　电视上，广告声再度吵闹响起。电视前的人们，开始忘记许多事情。
　　
　　三
　　
　　“非典”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在公共场所不愿大声说话，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那年夏天，赵薇主演的电影《炮制女朋友》上映，票房只有600万元；同月，章子怡主演、入围戛纳电影节的《紫蝴蝶》上映，票房仅300万元。
　　
　　刚刚随国运完成颠簸的人们，不关心虚构的悲欢，尘世已是最揪心的舞台。那段乌云压城的日子，让人们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理解。
　　
　　“非典”时，歌手郑钧在天津农村暂避，百无聊赖，寫小说打发时间。小说《菜刀温暖》描述了压抑的氛围下，他觉得众生都身不由己。序言中，他写道：“生活如一把菜刀，我们只是案板上的一棵菜花或者一个冬瓜，引颈待命。”
　　
　　同样因“非典”宅在家里的王朔，在看《金刚经》。他说，你换个视角，就看到结局了，放下人类作为生物的那点事，一切昭然若揭。
　　
　　生死太锋利，命运太无常。那年的人们不喜欢任何浮华的东西，最尊敬的人是医生。
　　
　　京郊的小汤山定点医院成为特殊景点。北京春秋旅行社组织了一个千人旅行团，游客们特意提出要在定点医院停留，“近距离表达对白衣战士的敬意”。
　　
　　“非典”中牺牲的医护人员，在网上有纪念馆。那年，有百万人送上虚拟的莲花。
　　
　　一名每天送花的深圳白领说，他原来最崇拜企业家，并以之为奋斗目标。“非典”后，他崇拜的人变了，“原来真有人可以不顾一切奉献自己，而这样的人就生活在我们身边”。
　　
　　那年，许多人因此立志成为医生，全民偶像是钟南山。
　　
　　人们崇尚真话的力量。
　　
　　2003年“非典”后，南方报人北上筹办《新京报》。
　　
　　报社设在北京南城一座老楼内，顶棚漏水，墙皮脱落，数十人共用一部座机，供电时断时续。
　　
　　然而，那个年代的记者豪情万丈。《重庆晚报》原记者袁凌当时在清华读博，听说《新京报》招人，便退学应聘。
　　
　　导师放行，“与其多一个不情愿的学者，不如多一个有良心的记者”。
　　
　　2003年11月11日，《新京报》创刊，袁凌写了创刊号第一篇核心报道：《北京SARS后骨坏死患者不完全调查》。
　　
　　而那份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写着：
　　
　　“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对理性的呼唤，对权力的制衡，对本真的逼近，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对丑恶的鞭挞——这是媒体的终极价值。”
　　
　　历史开始了。
　　
　　那年夏天安静又漫长，“非典”消息渐少，印象中有两条新闻。
　　
　　一条是广东召开听证会，人们反对立法禁食野生动物，最激动的是养殖户：“立法不吃野生动物，我们一家的生活会受到很大影响。”
　　
　　另一条是当时卫生部的高强说：“我们今天挥别‘非典’阴影，并不意味着‘非典’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我们还必须时刻做好准备，警惕‘非典’重来。
　　
　　“如果果然有‘非典’重来的一天，则我们今天从抗击‘非典’中所学习到的一切，都将再次接受检验。”
　　
　　6月底的一个午后，我坐着出租车经过天安门。
　　
　　那天下过雨，一切都像洗过一样，空气中还有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
　　
　　红墙，绿树，城楼，宫殿重叠的檐角。老夏利就像驶过一个苦闷的隧道，碾压过苦难，挣脱了厄运，闯入一幅新的画卷。
　　
　　那一刻，忽然觉得，一切都有了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