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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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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大队小学设在我们几家合住的大宅子里。我读书的地方就在我家堂屋。那时,我们家三代八口,挤在三间小屋里,为了老师有个住的地方,母亲硬是腾出一间房给老师住。
  
  我在自家堂屋上学,老师住在我家,可母亲从没说过有不懂的地方就去找老师。那时,母亲是常让我去找老师的,但那不是去找老师辅导,是让我去找她吃饭,或问她做饭时是否有菜,没有就让我送些过去。后来,我就慢慢地理解了母亲,我一进学校就闹“文革”,老师沦为“臭老九”,而我的老师又出身地主家庭,不时被红卫兵拉出去批斗,母亲说老师这时最需要的是心灵的安慰,生活上的关照。
  
  小学五年里,学校每天只上半天课,母亲没上过学,她也不过问我读书的事,我们放学后,尽情地玩耍,小河里洗澡、捉鱼,去河套里找干牛粪烤红薯,她也从不教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只要不损害别人的利益,玩耍时不打架就行。有时候她会说,吃完饭不要去外面玩,帮我送点吃的给谢奶奶。谢奶奶是孤苦的一个老人,母亲常常惦记着她,不时给点蔬菜、红薯、糍粑什么的。母亲裹过脚,她的小脚使她行走不便,只要是跑腿的事她都交给我。有一次,母亲派我送一只小狗给另一个屋场的她的好友,我抄近路,从干涸的水塘里横过去,在塘里晒红薯干的一位我叫外婆的人看见了,她老远就笑着说你妈还让你送来了。那时,她也不时在我家玩,我以为母亲也曾答应过她,就把小狗给了她。回来时,母亲告诉我送错人了。尽管送错人了,但母亲还是和我一样高兴、快乐。为什么还高兴呢?一般人很难琢磨出其中的原因,人人都说得到是快乐的,殊不知无私给予同样快乐!
  
  我读书的年代,买不起煤,母亲常常为柴火发愁。
  
  那天放学后,母亲对我说,我跟你堂姐说好了,让她带你去拾煤渣、拾柴。这样,我七八岁上就开始在铁路上拾煤渣、砍柴。从家一路拾到两公里外的平头桥火车站,车站有个炉渣场,遇上车站停了火车,那更是让人高兴的事情,车停下来一般都要清炉放灰。我们一二十个人站在那两旁等候蒸汽机车清炉放灰,那火红的煤渣从炉膛里清下来了,司炉工随即打开水龙头,以防烧燃枕木,水淋下,随即升腾起一股白气,就有胆大的准备钻进机车底下,这就引来了司机、司炉的大叫:“不要命了!”火车刚离开,我们一二十人瞬间就扑向那堆冒着热气的炉渣,烫手啊,刺手啊,他踩着你的手了,她的屁股顶着你的头了,这些全然不顾,每个人的脑子里只有煤渣,一二十人把炉煤渣翻个好几遍后,确信再也翻不出一点儿煤渣了,才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回家。
  
  因为我年龄最小,拾得的煤渣、砍下的柴火一般都是最少的,但我始終是快乐的,那些比我大的哥哥姐姐们,还不时为获得的多少互相嫉妒,有的还会因为比谁谁少而遭家长的责骂。母亲说,麻雀不比大雁飞,你不要和别人比,你和自己比,每次拾得的煤渣、砍下的柴火比去年多,比上个月多就行了。什么事付出了努力,尽了责就行。
  
  那时靠工分吃饭,每年生产队年终结算,我们家分得的口粮少不说,还要欠下生产队的钱,这时母亲更加为不能从事集体生产劳动而愧疚。我从母亲的叹息里,感受到了责任,故小学还没毕业,我就从事集体生产劳动,在生产队赚工分,打禾、插田、锄草、积肥,只要有工分赚,什么脏活、累活我都干。母亲是在三十八岁上,在连殇了三个儿子后得到我的,母亲没把我当宝贝养,我十二三岁就跟随大人,在寒冬腊月里,光着脚,踩着冰碴儿挑塘泥,母亲也从不说不字。
  
  母亲无言的教育,让我受益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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