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未知的人生之路

编者按：青春是葳蕤绚烂的夏花，青春是悠扬动人的欢歌。尽管时光荏苒，青春易逝，但每个人都有过不一样的流金岁月。近期，我们约请了一些知名学者、媒体人、专栏作家，撰文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和广大读者朋友们一道分享他们的青春之歌。我们将从第14期开始，连续刊发，敬请大家关注。
　　
　　老愚，陕西扶风人，198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FT中文网专栏作家，社会观察家，出版人，曾获“2011年亚洲出版人协会评论大奖”，入选“2012年凤凰网和网易十大文化影响力博主”，著有《正午的秘密》《在和风中假寐》等。
　　
　　1976年春节过后，我升入高家学校六年级（编者注：旧时学制，小学共五年，六年级即为初一，且一度为春季入学），中学时代开始了。
　　
　　生产大队屋顶上大喇叭的调门低沉了许多，从里面飘荡出来的革命歌曲，在我听来仿佛也不再那么刺耳了。
　　
　　学校早就变成了生产队，国家号召“学工学农学解放军”。大约是从四年级起，我们便放下书本，扛起锄头铁锨，排队唱歌走向田间地头。拾麦穗，摘棉花，掰玉米棒子，日子是过得快活，但几乎什么也没学到手。写黑板报，说“三句半”，都是抄报纸上的玩意儿。当时因为一个名叫黄帅的北京女孩闹革命，老师不敢教课了，我们则名正言顺地放弃了学习。初中第一学期，数学老师教我们一元一次方程，几个顽劣生阴阳怪气地敲桌子叫道：“X！X！X是啥？X他就是老黄牛——我们都是X！”教师涨红了脸，课程无法正常进行下去。
　　
　　第二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不再讲阶级出身。每个人都瞪大了双眼，把手伸向命运的怀抱。
　　
　　父母看我的眼光里也多了一丝柔和，身为长子的我，隐约感到自己变成了一棵树，一棵寄托着这个家庭全部期望的树。
　　
　　造句，背成语，写作文——对我来说语文不难。所谓写作文，就是把老师刻印的范文背了又背。代数、几何，也好理解。物理和化学，才是真正的拦路虎。荒废多年的大脑，很难理解电磁定律和化学反应方程式。
　　
　　我们每天盼着太阳落山，当红皮球滚下山，光亮骤然消失之时，大家心里一阵轻松：终于能回家吃饭了。
　　
　　家里在我13岁那年为我定了亲。那是一个夏天的中午，刚进院子，母亲就使眼色，把我叫到厨房，大姨小姨笑嘻嘻地瞅着我：“你媳妇来了。”母亲让我端饭进屋时仔细瞅一眼——“好好看，你得跟她过一辈子哩！”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迈进上房的，进门后低头飞快扫了一眼，便像被马蜂蜇了一般逃出来。定亲本是父母想让我安心之举，但当我从班主任曹积良老师那儿看到一本书之后，突然有了梦想。那本印刷粗糙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主题讲的是革命青年追求进步，为正义事业献身，而我感兴趣的只是男女主人公的恋爱——北平，表白，北戴河，大海，卢嘉川，林道静……我要做不死的卢嘉川，好与我的“林道静”共度一生。革命一旦与爱情融为一体，它的召唤无与伦比。
　　
　　林道静那样的女学生，在秦岭之外。而眼前这个家人为我安排的与我同龄的“媳妇”，矮矮的，黑黑的，小学毕业后就回家干活了，温顺地长在七八里外的农家院子里。
　　
　　一心想要摆脱这门亲事的动力促使我卖命读书做题，并很快成为老师喜欢的好学生。
　　
　　1978年秋季，我进入塬下的绛帐高中理科一班，被作为尖子生重点培养。
　　
　　但我的心在天空漫游。
　　
　　校园是一个考试集中营，气氛凝重，每一个进来的学生，都在瞬间被催熟了。
　　
　　饭食粗劣，住宿简陋。早饭买一碗玉米碴子粥，掰开背来的锅盔，就着豆瓣辣子，几口下去了事。午饭，一毛钱买一碗分量少得可怜的面条，汤里还经常会发现溺毙的苍蝇。下了晚自习后，常常已是月明星稀，一间大屋子，上下两层通铺，床上虱子乱跳，四周呼噜作响。就这样我在别人的梦话里渐渐沉入梦乡。夜半醒来，风吹来一阵阵浓烈的尿骚味——原来是图方便的人在宿舍墙外小解。一个个躁动的少年，把自己裹紧，生怕泄露了生命的秘密。偶尔，你会瞥一眼同班男生油光锃亮的头，会假装无意间撞见了某个俏丽的女生。
　　
　　阅读和遐思支撑着贫瘠少年挨过了这乏味、呆板的日子。
　　
　　图书馆能借的书就那么几本，无非是几本皱巴巴的“鲁郭巴老”——鲁迅艰涩难解，郭沫若轻狂飞扬，巴金幼稚煽情，老舍油滑冗长，都很难读出美感来。激活我的是阅报栏里的几份报纸：《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它们每天把中国的气息带给我，让我的目光越过关中平原，眺望远处：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南京……一个个地名打开了我内心的想象之门。《中国青年》杂志的人生观讨论，犹如一块巨石投入心湖。从小到大，第一次听到有人诘问：人生是什么？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活过来了，我是一个独特的生命，我得过有意义的人生。
　　
　　同学大多都在埋头做题，他们在追赶那个叫
　　
　　“成功”的东西，他们要抓住命运的巨手，从黄土地跳出去。
　　
　　话语只能在内心悄悄发酵，但他们迟早会生出翅膀，飞到高处去。
　　
　　我对自己说：“你得飞，只有飞出去，这儿的一切才有意义。”在这儿，你看见的是凡俗之人，他们蝼蚁般蠕动着，卑微而狡黠。你觉得有一个伊甸园在等着自己，那里一切都是新的、好的。
　　
　　因为张扬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里主人公的名字“苏冠兰”，我对“苏”字产生了好感。“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只有一次爱情，也只能有一次爱情。”女主人公丁洁琼的话不啻一枚核弹，击中了多情少年的心。我相信远方一定有一个人在等着自己。尽管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但我坚信自己会恋爱一场。定亲是婚配，恋爱才叫生活。我也相信有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在远方，而不论如何艰难，总会踏上那条唯一的道路。
　　
　　上课，做题，竞赛；教室，食堂，寝室。美术课是没有的，初中的音乐课就是学唱《歌唱祖国》，到高中，快马加鞭为高考，连体育课都减少到不能再少的程度了。学校把正在发育的“小兽”们当成不知疲倦的考试机器，无人关注我们的心理和生理，动脑子，不动身体，死记硬背之外，就是日复一日地解题。下晚自习后，上进的几个同学仍点燃煤油灯，一直到12点才离开教室。不知不觉，同学们就被分成了好生和差生两个阶层，被老师溺爱或鄙夷。成绩好，一切皆好。没有诗歌，没有戏剧，没有远足。而关乎道德、情操、审美、体质，更是无人过问。
　　
　　不时有同学发疯，然后就退学。大家哀叹一声，又埋头做题了。
　　
　　现在想想，我庆幸自己还有别的生活。从初中毕业那一年到高中两年，3个暑假里，我跟随父亲在咸阳、西安、宝鸡等地的工地上打工。折钢筋，拉木料，搬砖头，忙完一天后就累坏了，一屁股坐下去就能睡着。
　　
　　但我那时也窥见了另一类人的生活。城市让我激动，一切人造的东西也让我着迷。楼房，行道树，汽车，穿裙子的少女，书店……那里面有无数你不认识的人，他们会展开自己的故事，他们会相遇、相爱。有无尽变化的地方，人才会有美妙的人生。城市的门槛很高，我能拿到通行证的唯一方式只有考试。
　　
　　我在绛帐镇新华书店买小说，在扶风县邮局买《萌芽》《散文》，在西安钟楼邮局买《延河》《鸭绿江》《上海文学》，一切文学杂志都会让我欣喜。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想知道更丰富的人生故事。在扶风县文化宫阅览室，我沉浸于长篇小说《蹉跎岁月》里所描述的情感世界。
　　
　　我得有自己的故事。
　　
　　当时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样的说法。我早就想转文科班，但文科生被贴上了轻浮、无知的标签，没出息的人才学文科呢。在课堂上，我心里转动的却尽是未知的人文世界，我对社会、历史、人物和人性的兴趣，远远高于牛顿定律与摩尔反应。糊里糊涂就到了高考的日子，政治、语文、数学侥幸答过，拿到物理和化学卷子，我大脑一片空白。最后我以20分之差名落孙山。
　　
　　第二年，我立志报考文科，父亲找远房亲戚帮忙，让我进入扶风中学文科复习班。
　　
　　在5月份的预考中，我对监考老师说：“题目太简单了，恐怕分不出好坏。”老师瞪圆双眼：“看把你能的！你答答看。”
　　
　　10天后，高音喇叭宣布我获得全县预考第一名。
　　
　　1981年，我以陕西省宝鸡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如愿以偿步入人文之路。在填报志愿时，我选了两个：一是中文系，圆作家之梦，以文字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一是新闻系，当记者，以刚直之笔记录中国变革进程。三十多年来，我写作，也当记者，在自我表达和客观记录两个维度上实践着自己少年时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