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窗帘

有一幅窗帘，是由霜雪凝结而成的，这些年来一直掩藏在我的记忆深处，每到年味渐浓的时候，它就耸动着，浮现在我眼前。我曾几次提起笔来，想把这幅雪窗帘挂出来，然而它最终还是融化在世俗生活的浊流中了。
　　
　　我以为它就此消失了，谁知这两年它又悄悄地现出形影了。它孤寂地呆在我心中的一角，发出明亮而又冰冷的寒光，让我警醒。我这才明白，真正的霜雪如果不用心去暖化它，是送不走的。
　　
　　我记得那一年是过小年的那天动身的。走前我把家门贴上了“福”字。我不希望除夕时别人家的门前要春联有春联，要灯笼有灯笼，而我的门前却毫无喜气，所以总是提前张贴含有吉祥意味的“福”字。
　　
　　安顿好行李，气也喘得均匀了，火车缓缓离开了站台。天已黑了，列车的玻璃窗上蒙着霜花。有淘气的小孩子为了看窗外的风景，就不停地用手指甲刮着霜花，那声音“嚓嚓”响着，就像给鱼剐鳞的声音。
　　
　　一个烫了满头卷发的女列车员捧着一个黑色的皮包召唤旅客换卧铺票。大家把一张张客票交到她手中，换来一枚枚长方形的铁牌。她把票依次插在黑皮包中，那些相挨着的车票看上去就像竖立在公墓里的一带格式化的白色墓碑。她带着一股守墓人惯有的漠然神情，离开了车厢。
　　
　　大约半小时后，列车员又来了，她在车厢的过道里一遍一遍地吆喝：“还有没有没换票的？！”见没有旅客回答，她就夹着皮包走了。
　　
　　借着昏黄的灯光，我翻开一本杂志。才看了一会儿，就听对面的下铺传来了一阵争吵声。我连忙探出头去望。坐在下铺靠窗位置的是一个老女人，我上车的时候她就坐在那里了。她的头发已经白了多半，看上去六十左右，穿灰棉袄，扎一块深蓝色的头巾，带着一只篮子。
　　
　　与这老女人吵嘴的，是一个穿着皮茄克的胖乎乎、醉醺醺的中年男人。他说他要睡觉，让老女人赶快让开。
　　
　　老女人说：“这是我的铺，你咋让我走呢？”
　　
　　胖男人说：“什么你的铺，这是我的铺，我刚刚补的铺！”
　　
　　老女人恍然大悟地说：“敢情这是快过年了人太多，火车上让两个人睡一个铺啊？”围观的人发出阵阵笑声。
　　
　　胖男人不耐烦地说：“谁跟你个老太太睡一个铺？你是哪张铺的，就快回哪儿去！”
　　
　　可老女人认定了这男人要跟他睡一个铺，她问：“你这是要睡上半宿了？”
　　
　　那男人没有好气地说：“我上半宿下半宿都睡！”
　　
　　老女人“哎呀哎呀”地叫着，似乎在懊恼自己怎么碰上这么一个合铺者。
　　
　　这时一个吸着烟的男人提醒老女人：“你再看看你的票，是不是这个铺的？火车是不可能卖重铺的啊？”
　　
　　还有的人说：“你是不是从票贩子手里买的假票啊？”
　　
　　老女人很委屈地说：“这票不能有假，我闺女早晨四点钟上火车站排队给我买的。”说着，她起了一下身，从裤兜里掏出票来。她的票是这张铺位的千真万确，可是，她没有跟列车员换票，所以她的铺被当做空铺卖给了别人！
　　
　　大家把她犯的过失说给她听时，她几乎要急哭了。她说：“我以前坐火车时都是自己拿着票，乘警查票时就把它掏出来。哪能买了票又交给人家呢！”
　　
　　酒气醺天的胖男人用轻蔑的语气说：“连火车都不会坐，出的什么门呢！”
　　
　　她申辩道：“谁说我不会坐火车？我这辈子坐了有十来回了呢！”她的话又引来一串笑声。
　　
　　那个吸烟的男人对新来的铺位主人说：“哎，跟老太太说话客气点，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出趟门容易吗？”
　　
　　“你想当雷锋是不是？那行啊，你把自己的铺让给老太婆睡不就行了么！”胖男人咄咄逼人地说。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呀？”吸烟者掐灭了烟，跃跃欲试地朝胖男人挥舞了一下胳膊。
　　
　　“怎么着？是不是过年回家没什么带的，想挂点彩回去呀？胖男人脱下皮茄克”将它甩在铺上，挑衅地说：“过来呀，老子成全你！”
　　
　　“你们可别因为我打架啊，这大过年的，把谁打了都不好。”老女人起身拉住胖男人的毛衣袖口说。
　　
　　吸烟者大约也不想无端惹麻烦，说着“我找列车员来给评评理”，转身朝乘务员室走去。
　　
　　很快，那个满头卷发的列车员过来了。她听明了事情原委后，对老女人说：“这事情怪不了别人，我一遍又一遍地喊让乘客换票，嗓子都要喊破了，大家都能证明吧？你不换票，火车开出半小时后，就等于放弃了对这铺的权利。这铺属于人家的了。”她指了指胖男人。
　　
　　老女人可怜巴巴地说：“我以前没有坐过能睡人的火车，我坐的都是座儿，哪知道还得换票呢。”她说：“那我这票就等于作废了？”
　　
　　“作废倒不至于，不过现在卧铺都满员了，你只能坐着了。”
　　
　　“那我上哪里坐着呀？”她颤着声问。
　　
　　“坐边座上吧。”列车员说：“没别的办法了。”
　　
　　当列车员要离开的时候，老女人问她：“我这票是能睡人的，现在成了不睡人的了。能不能把钱给我找回来呀？我闺女不是等于白白花了冤枉钱么，那可不是小钱，得好几十块呢！要是买一袋米的话，够我吃多半年的了！”
　　
　　列车员似有些不耐烦地说：“行行，一会我给你问问车长去！”
　　
　　胖男人已经发出了响亮的鼾声。
　　
　　先前与胖男人险些大打出手的那个男人用嘴努了一下那像死猪一样沉睡着的胖男人说：“哎，就是不愿意和他一般见识吧！这要是放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不把他打成豁牙才怪呢！喝点狗尿，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他发完牢骚，很同情地看了老女人一眼，问她：“大娘，您要水喝吗？”
　　
　　老女人说：“我坐火车怕上厕所，火车晃悠着，我怎么也撒不出尿来，我就忍着，一口水也不喝。”
　　
　　那男人叹了一口气，说：“唉，可惜我买的是上铺，您也爬不上去，要不我就让给您去睡得了。”
　　
　　老女人说：“不用，你们年轻人觉大，你去睡吧。”
　　
　　火车“咣——嚓——咣——嚓——”地行驶着，随着夜色加深，寒冷愈浓，车窗上的霜花面积越来越大。几乎要满窗了。老女人坐在那里，就像镶在白色镜框里的一幅肖像画，陈旧、暗淡，弥漫着一股哀愁的气息。有个抱小孩的妇女走过来和她搭话，她对着怀中吃着虾条的小女孩说：“给奶奶吃个虾条吧？”小女孩耸着身子蹬着腿，发出要被人给抢了东西的那种尖叫声。妇女觉得脸上很没面子，她斥责小女孩说：“现在就吃独食，将来还能是个孝顺孩子？我可真是白白养了你！”小女孩受了奚落，愈发地任性了，她挣扎着，腿扫着了老女人的篮子。
　　
　　老女人声音嘶哑地说：“小祖宗，你可不能踢着这篮子，这里面可是装着我老头爱吃的东西！他这个人干净，脏了的东西他可是不碰！”
　　
　　只一忽的工夫，老女人的嗓子就哑了。仿佛车厢里的烟气和尘埃全都涌进了她的口腔。妇女气恼地把小女孩放到地上，说：“你不听妈的话，我可把你扔到火车下边去了，外面荒郊野岭的，到处都是狼，我让狼把你给吃了！”
　　
　　小女孩吓得呜呜地哭了。她大约觉得让狼吃了自己，不如让老女人吃虾条合算，就把虾条递给老女人，抽抽噎噎地说：“奶奶——吃——奶奶——吃——”，妇女这才仿佛又把丢了的面子捡了回来似的，面上现出温和的笑容。
　　
　　老女人对小女孩说：“奶奶不吃虾条。你自己吃吧，啊？”她又转而对妇女说：“小孩子胆小，可别吓唬她。你给她吓丢了魂。还得给她叫魂。”
　　
　　火车放慢了速度，大约前方有车站要停了。
　　
　　妇女问老女人：“你这是去哪里啊？”
　　
　　“到小闺女家过年去。”她说：“我年年都在大闺女家过年，小的说想我，写了好几封信催我去。我一想都好几年没有在小闺女家过年了，再说我老头埋在那里，我也想看看他去。”
　　
　　“那这篮子里装的都是上坟的东西啊？”妇女吃惊地问，并且下意识地把小女孩揽到怀中，仿佛那篮子里藏着鬼，会突如其来地蹦出来伤害人似的。
　　
　　“哦，我打城里给他买了松仁小肚和皮蛋，还给他蒸了块我腌的咸肉，带了两瓶高粱小烧酒。这些都是他最得意的。”她的话音刚落，火车就“咣当”地剧烈抖动了一下，停在一个站台上。老女人也抖动了一下。她死死地护着那只篮子，生怕它被晃到地上。站台上的灯光把玻璃窗映得一片橘黄色，老女人的脸也跟着有了几分光彩。
　　
　　老女人护着的那只篮子，上面蒙了一块蓝布，它就像剧场垂着的幕布似的，让人觉得它的背后隐藏着丰富的戏剧。我想她不像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不然她不会呈现如此天真、愚钝的情态。一问，果然如此。她说她大闺女家住在农村。女儿不放心她一个人在大城市换车，特意送她来的。她们住在旅馆的地下室里，女儿为了给她买票，几乎一夜都没睡好。
　　
　　她很沮丧地对我说：“早知道这样，真不应该买躺铺呀！闺女买时遭着罪，我在车上也遭着罪。遭罪倒也罢了，还花了冤枉钱！”
　　
　　我犹豫了一下，轻声对她说：“要不你和我睡一个铺，你睡前半宿？”
　　
　　“姑娘，不用你费心了，我能坐着，不就是一宿吗？”
　　
　　先前我还有些紧张。她的话竟使我一阵轻松。我说：“要不我睡前半宿，后半宿你睡？”
　　
　　老女人说：“我年纪大了，觉少多了，睡不睡都那么回事。我早年在生产队干活时，要是赶上秋收时天气不好，为了往回抢收庄稼，我三天三夜都没合过眼呢！”她叹息了一声，说：“不过收庄稼时在野外，有风，人能四处走动，不觉得憋屈。我宁肯在庄稼地里熬十宿，也不愿意在这里熬一宿！”
　　
　　我还想和她说些什么，车厢突然暗了下来。是九点钟了。顶棚的大灯熄灭之后，只有过道上的几盏壁灯散发着微弱的光晕。先前还有人关注的老女人，如今就像闭店后无人再看的商场橱窗里的摆设一样，再无人理睬了。不久，各个铺位传来高低起伏的鼾声。我睡不着。不时地翻身探头看一眼老女人，她依然端端正正地坐着，样子就像一个用心听讲的规规矩矩的学生。她的双手依然放到篮子上，仿佛那就是她的护身符一样。渐渐地，我疲倦了，不由自持地进入了梦乡。然而我睡得并不塌实。时睡时醒。睡着的一刻又总是被噩梦缠绕着，一会梦见火车出轨了，车厢里血肉横飞，一片惨叫声；一会又梦见父亲站在我的铺位前用皮鞭抽打我，骂我是不肖之人；一会又梦见一条狗把我追到一条死胡同，虎视眈眈地望着我。我在惊醒的一刻，总要惯例地看一眼老女人，她已经不胜疲倦地把头伏在篮子上了。她伏在篮子上的姿态很像一只南瓜卧在丰盈的叶片上，我很想下去看看她，但终于是自私和疲倦占了上风，尽管心存挂碍，还是躺在铺上，复又迷迷糊糊地睡去。
　　
　　火车走得慢慢吞吞的。前方就要到青杨树车站了，那是老女人下车的地方。当车身摇晃着逐渐停稳，她起身的一瞬，那座位自动弹了起来，把她吓得“哎哟哎哟”地连叫了几声，这也是她给旅客带来的最后一次欢笑。
　　
　　人们笑着送她下车。她大约由于坐了一夜腿已经麻木了，走得很迟钝，踉跄着，像是拼尽全力在拖着两条腿走。她胳膊挎着的那只篮子，也跟着她踉跄着。她离开火车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幸亏昨夜我没起身，要是那座儿一离屁股立了起来，我又不会把它落下来，还不得站一宿呀。”
　　
　　我坐在老女人坐过的边座上，透过她刮开的那道明净的玻璃。望着那个小小的站台。她终于下了火车，她把蓝围巾系到头上了，看起来外面很冷。她缩着身子在站台上张望着，终于有个年轻女人朝她跑来。我想看看她见了亲人是否会因为委屈而哭泣，可是火车启动了，我们向终点站驶去了，她的身影很快就被甩在车后。甩在一片苍茫的白雪中，模糊了，不见了。而我所坐的座位，还残存着她的体温，那么的热，可我却觉得周身寒冷，从未有过的寒冷。
　　
　　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照例在每年的腊月乘火车回家过年。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一年当中最寒冷的时刻。兴许是对那老女人所欠下的愧疚之情未得偿还的缘故吧，这两年我登上火车，她的身影就会悄然浮现在脑海中。我仿佛又看见她悄无声息地坐在边座上，她的头嵌在弥漫着霜雪的车窗里，看上去就像悬挂在列车上的一幅永恒的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