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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都说川渝地区的女性地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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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的语言系统中,亲属称呼多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男在前女在后,而在川渝的方言中,则是“妈老汉儿”、“婆婆爷爷”、“嬢嬢叔叔”。
  
  当其他地区出现“超生”新闻时,原因多半会指向“重男轻女”、“遗弃女婴”,而在川渝,则是“17年生8胎,只为要一个女儿”。据考证,传说中的“女儿国”东女国,就在川西一带。
  
  此外,根据2019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显示,目前在中国,承担家务依旧以女性为主,成都却是个例外——成都女性做家务的时间低于成都男性。
  
  这一调查数据,在短时间内冲上热搜榜,引起大量讨论,不少人表示,在成都,甚至是整个川渝地区,男性承包家务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川渝的已婚男性,会有“耙耳朵”这一可爱的别称。
  
  耙耳朵,是川渝地区对“怕老婆”男性的一种调侃。20世纪70年代左右,成都男性流行在自行车后座,安装一个类似于“耳朵”的椅子,以提高妻子的乘坐舒适度。这种带“耳朵”的自行车,被人们称作“耙耳朵”。后来,川渝的人们便把丈夫呵护妻子、爱护妻子的行为,称之为“耙耳朵”。
  
  种种细节,难免引人深思,为什么川渝地区对女性如此重视?又为何川渝女性的生活,看起来如此安逸?
  
  川渝女娃儿太拼咯
  
  “自古蜀女多豪杰”,洒脱直爽的辣妹子,文能研墨写诗,武能扛枪打仗。
  
  成都浣花夫人,面对外敌骚扰,跃马横刀,亲自挂帅,率兵开展成都保卫战。而当后蜀亡国,蜀主孟昶的妻子花蕊夫人,作诗痛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毫不掩饰自己的悲愤心情。
  
  宋朝时,本是民间歌女的成都人刘娥,先嫁银匠,后入宫廷,成为宋真宗赵恒的章献明肃皇后。待宋真宗驾崩后,刘娥垂帘听政。这位颇有计谋的政治家,是宋朝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女性,后人经常将其与武则天、吕后并称,并称赞其“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
  
  垂帘听政期间,刘娥留下了许多功绩,不仅结束党争、创设谏院,还兴办州学、修建水利,同时还主持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在中国的历史传说中,花木兰、穆桂英、樊梨花等巾帼英雄层出不穷,而唯一一位被单独列传、得到正史认证资格的女将军,则是明朝末年的重庆人秦良玉。
  
  在丈夫马千乘任职石柱土司期间,秦良玉曾多次协助其押运粮草,千里奔袭,立下赫赫战功。当马千乘在监狱含冤离世之后,秦良玉代领其职位。时至清军逼近京师,秦良玉率兵三千,直抵山海关。皇太极的常胜神话,被秦良玉终结,只能暂时退兵返回关外。
  
  败在秦良玉手下的,还有起兵屠川的张献忠。1634年,张献忠攻陷川东重镇夔州(今重庆奉节),秦良玉率兵迎战,与儿子马祥麟前后夹击,大败张献忠。甚至在另一次交锋中,张献忠的帅旗,都被秦良玉夺去。
  
  到了近代,川渝女性同样拔丛出类。抗日英雄赵一曼、革命烈士江姐、医学女博士乐以成……时至今日,川渝女性同样毫不逊色。在今天,提及川渝女性这一名词,后面总会跟着一个形容词——勤劳能干。
  
  川渝的女孩,在小的时候,都曾被父母这样教育过:你不好好努力,将来长大依靠男人吗?
  
  可见在川渝女性的意识里,依靠别人生活,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自食其力搞事业,是川渝女性的共识,而川渝也诞生一批如红旗连锁曹世如、新希望李巍等女性企业家。
  
  甚至是在依靠重体力劳作、很少有女性劳动力的工地,也从来都不乏川渝女性坚韧的身影。这些川渝女性,多跟随丈夫结伴而行,搬砖砌墙、和水泥绑钢筋,样样都行。
  
  钱包有票儿,腰杆自然硬得很
  
  作为中国地势三大阶梯中,第一级阶梯与第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川渝西承青藏高原,东接长江中下游平原,整体高低悬殊,交错出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
  
  高山将川渝环顾,将其揽入怀中,形成一块巨大的盆地。西北侧的群山,可阻挡冬季来自北方的冷空气,使得四川盆地的植物和农作物四季常绿,加之降水充足,水道密布,极利于农作物的自由生长。
  
  早在战国时期,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造,确保了四川盆地内最富饶的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旱灾、水灾等农耕时代最大的自然灾害威胁,被排除在外。在这样优越的农耕条件下,男性劳动力的优势并不明显。换句话讲,在农耕时期的四川,男性可以做的工作,女性也完全可以胜任。
  
  除此之外,以川渝女性劳动力为主的蜀绣、蜀锦等手工业制造,更是为古代四川的经济发展撑起了一片天。
  
  作为“蚕母”嫘祖的故乡,川渝很早就推广了养蚕缫丝技术。产自川渝的蜀锦、蜀绣,或飞云流彩,或章彩绮丽,分别位列中国四大名锦和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历代王朝都曾在成都设立锦官,管理蜀中的织造事宜,这也是成都被唤作“锦官城”的因由。
  
  秦汉时期,成都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丝绸产地,精美的蜀锦、蜀绣,南通茶马古道,输往印度、缅甸一带,北经丝绸之路,输往西亚、欧洲一带,成为全球盛行的“奢侈品”。而在三国时期,蜀锦、蜀绣甚至一度成为蜀国军费开支的重要来源。
  
  而川渝发达的丝织业背后,是一群勤劳的川渝“织女”。在农耕时期,“男耕女织”是最基础的家庭分工模式,织锦刺绣,基本都由女性操作。通过织补绣花,川渝的女性不仅可以担负起小家,甚至还推动了整个四川的经济发展。
  
  有了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自然也水涨船高。
  
  三从四德?么嘚听过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及相对封闭的盆地地形,养成了川人散漫自由的心态,其精神内核自成一派。因而,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来自中原地区的纲常伦理等封建制度文化,对川渝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
  
  坐落在都江堰的青城山,是中国道教的大本营。道家主张阴阳和谐,提出了贵柔崇阴的主张。而道教始祖老子,也曾在著作中表示:“万物草木之声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在道家文化思想的浸染下,对于柔软的女性力量,川人十分看重。此外,在川渝一带,散布着多个少数民族,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仍有少数民族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成都人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一见钟情之后,勇于趁夜私奔;在司马相如尚未发迹之时,甘愿荆钗布裙,当垆卖酒;得知司马相如移情于他人之后,也有“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的果决。
  
  如此“离经叛道”、敢爱敢恨的,还有长于成都的唐朝女诗人薛涛。乐籍出身的她,在邂逅元稹之后,付出所有的爱意与热情,“双栖绿池上,朝去暮飞还”。即便这段短暂的感情最后无疾而终,薛涛也能坦然接受。
  
  大约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过多,整个川渝地区都弥漫着开放、自由的社会氛围。生活在这一环境里的川人,言及敢爱敢恨的女性,自然是赞赏多过苛责。
  
  后来在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时,历经战乱后的四川人口锐减,随着“湖广填四川”政策的推行,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川渝,以及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物资人员均向西南撤退。四川也像一个巨大的容器,将一波又一波外来人员的思想,潜移默化为追求个性、自由开放的“川渝模式”。
  
  事实上,川渝女性看似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背后,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毕竟,只有将自己与男性摆在平等位置,而非自顾自地享受男权让渡给女性的某些微小“特權”,才算是真正的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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