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低处练习飞翔
今日的李明博已不是过去的李明博，不再是那个低着头、要用草帽遮脸的李明博，不再是为了摔烂的西瓜而要离家出走的李明博，他是韩国总统李明博……
切肤之痛
我是在日本出生的。1945年祖国解放后，父母带着我和兄弟姐妹坐上了回国的临时客船。船上挤满了和我们一样心怀憧憬的韩国人。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好不容易保住性命、踏上归乡之路，心情是何等的喜悦啊！谁知，船行至半途，在大麻岛触礁沉没。一家人虽然都被救了上来，但父母在日本辛辛苦苦积攒的一点钱，连同仅有的几件旧衣裳全都被水冲走了……就这样，我们两手空空回到祖国，等待我们的是无边的贫苦。
那时候，我们家最主要的食物就是酒糟——粮食酿酒后剩下的渣子。作为家里最小的儿子，我每天都要去酒厂买酒糟，而且一定要买最便宜的那种，一天两顿都用酒糟充饥。
我把它看成贫穷留给我的一种财富。但是，当时还在念小学的我，最切肤的感受还是贫穷的苦涩。午饭时间，其他同学都在吃饭，而我只能拼命往肚子里灌水。水不能充饥的感觉，没有经历过的人又如何体会得到？
回国后，我们家的生活简直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当然也没钱供我们上学。我经常因付不起学费而被赶回家。我心里很清楚，回家也没有钱可以拿出来。于是每次被赶出校门，我都会跑到后山打发时间，然后回到学校对老师说：“再过几天，一定会把学费拿来的。”
到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已经算得上是个做买卖的“老手”了。卖火柴、卖寿司、卖年糕，样样都做过，有一次还被宪兵抓到狠狠打了一顿。课余时间为生计东奔西走，每天还要步行4个小时去上学，这样日复一日，我的身体终于累垮了。
初中三年级上半学期，我在病床上整整躺了4个月。因为没钱去医院，到现在也不知道究竟得的什么病，也许是营养不良吧。幸亏那时年轻，4个月后我又重新站了起来，依旧每天步行4个小时去上学。
辍学之险
在我即将从浦项中学毕业的时候，家里的处境更加困难了。我知道家里根本没钱供我继续念高中，便把升学的念头抛在一边。但是，我们的班主任却无论如何也不想放弃我。
班主任认为，我成绩一直很好，肯定能考入好学校，因此让我的家长务必去一趟学校，商量我的升学问题。
那时候，母亲刚开始卖红豆烤饼，从一大早忙到大半夜，根本没有时间来学校。在她看来，拼命赚钱为二哥筹学费是第一要紧的事。但我还是抱着提一下的想法，向母亲传达了班主任的意思。
母亲默默地做着红豆烤饼，好一会儿，她看着远方对我说：“咱们家这个情况，你是不可能上高中的。如果你二哥落榜了，你还可以去试一试。如果一定要上高中，那也只能上免学费的邮政高中。可你要是一走，谁帮我做这个生意啊？我一个人可忙不过来。”
虽然早知道结果，可听母亲这么一字一句说出来，泪水还是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
班主任知道我家的情况后，又给我出了一个主意：“浦项商业高中有个夜校，你可以白天帮家里干活，晚上再去念书。
我满怀期望地跟母亲说了班主任的建议，可母亲还是不同意，“你得帮我做生意，帮哥哥挣学费。生意做得好，也一样可以过上好日子。再说，上夜校也是要钱的，我们家可实在拿不出你的学费啊。”
“全部课程都拿第一的学生可以免学费，我相信明博可以做到。”终于，班主任的最后一个提议被母亲接受了。
“这样的话，咱们做个约定好了。我同意你去上夜校，但前提是不用家里出学费，只能靠你自己努力了。”
因为这个约定，我一直读到了高中毕业。3年夜校，我每门课的成绩都是第一名。
青春之辱
上高中后，我开始随着季节变化做买卖：春天卖麦芽糖，夏天卖冰棍儿，冬天卖爆米花儿。不管晴天下雨，我总穿着同一件校服，因为穿得出门的衣服就这么一件。我做买卖的那条街上总有许多女校学生来来往往，我的破旧校服、脏兮兮的脸、低着头傻乎乎的样子都成了她们取笑的对象。我不停地对自己说要泰然处之，但强烈的自尊心，加上内向的性格、青春期的焦虑，我又如何能做到泰然处之？思来想去，只好拿顶草帽一遮了事。
到高二时，我决定尝试着做水果生意，一来赚钱比较多，二来也可以躲避那些女生的异样眼光。我白天去市场进水果，晚上放学后推到热闹的剧院门口去卖。有一天夜里下着雨，路上行人不多。我正巴巴地盯着剧院门口，盼望电影散场后能有人光顾我的水果摊，突然，有辆小汽车在倒车时撞倒了我的推车，车上的水果咕噜噜撒了一地，几个西瓜都摔烂了。
我连忙冲出去捡我的水果，这时，一个声音冲我骂了起来：“喂，臭小子，推车就好好推，干吗停在中间挡道？你以为这路是你们家的吗？”我一时慌了神，赶紧向他道歉。可等到那车开走以后,我突然觉得很愤怒。其实我做错什么了呢？这样被人欺负,感觉真窝囊。想到贫穷带来的屈辱,悲伤、委屈、愤怒一股脑儿涌上心头。
“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就算高中毕业又能怎样？干脆离开这个鬼地方算了！”这么恨恨地想着,掏出口袋里的钱数了数,足够去首尔的路费了。我偷偷擦干眼泪,走进了路边的小吃铺,想在出发前喝点酒。
“大婶,给我一瓶烧酒,一碟小菜！”我大声喊道。“今天这孩子怎么了？”一向看我很乖的大婶吃了一惊。“快点上酒啊,怎么这么多话！给你钱就是了。”我开始发脾气,可大婶还是磨磨蹭蹭地没给我拿酒。
就在等待的几秒钟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卖了这么长时间的水果,还没有让妈妈尝过我的水果呢。”
“是啊,又不是非要今天走。水果虽然撞烂了,但还是可以让妈妈好好吃个够。那就明天再走吧,晚一天也没关系。”
这么打定了主意,我把水果重新装上车,推回了家。“爸,妈,今天吃点水果吧,剩了很多呢。”母亲看见被撞歪的拖车和摔碎的西瓜,还有我夸张的喊声,大约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她一句话也没说,转身进了被窝。那天夜里我躺在睡铺上,满脑子想的都是离家出走。
第二天清晨,母亲照例开始祈祷,但那一天,她给我的祈祷格外地长,似乎她也一夜没睡好。“祈求上帝为我们家明博指引一条光明的路,让他健康成长,让他做每一件事都顺顺利利……”母亲的祈祷撞击着我的心。
“原来,母亲是这样地关心着我啊！”感激的心情促使我将离家出走的计划又推迟了一个月。这样反复几次之后,我又恢复成了原先那个穿着校服、卖水果的我。
离乡之惑
我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母亲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搬去首尔照顾二哥。我和妹妹因为要读高中,只能暂时留在浦项。父母为了筹措在首尔的生活费,把房子和做买卖的用具都卖了,只给我和妹妹准备了一间很小的房间。我们俩一边读书,一边还要想办法养活自己。
父母每个月寄来的伙食费根本不够我们吃饱的,天天喝稀粥也很难维持一个月。妹妹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央求我：“哥哥,咱们哪怕前10天吃个饱,后20天饿肚子也行啊。”但我知道如果那样做,我们俩一定会饿死。我找来30个纸袋子,把一个月的粮食分成30份,一天就拿出一份,让妹妹去煮粥。
直到现在,妹妹见到我还总是苦笑着说：“哥哥当时真残酷,我差点离家出走。”1959年12月,我和妹妹终于踏上了开往首尔的火车。一路上,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孤独与迷惘。
离开了艰难生活了14年的浦项,从今往后,陌生的首尔又将带给我什么？父母似乎还没有在首尔安定下来,贫穷也必然纠缠不休。但是,我心里总还期待着首尔能有和浦项不一样的东西在等待着我。
父母在梨泰院的棚户区租了一间小屋子,每天到市场上卖蔬菜,和在浦项时没什么两样。我那时没本钱做买卖,倒是难得地清闲起来。我曾经坐着电车,从始发站坐到终点站,再从终点站坐到始发站。不知不觉间,我会走到东崇洞、安岩洞、新村这些大学街。看到穿着校服的大学生们来来往往,我的心里忍不住一阵难过。唉,连饭都吃不饱,跑来这里干什么？
执著之美
有一天,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中学时班主任曾经说过,高中毕业证比初中毕业证有用,那么,大学中途退学的话一定比高中毕业证还强些吧。要不我就考一次试试,如果考取了大学,不就算是大学中退了吗？”在这个堂吉诃德式想法的鼓动下,我竟然真的着手准备考大学了。
我报考了高丽大学商学院。考试日期迫在眉睫,我一边利用有限的时间拼命复习,一边还要到市场上帮父母干活。他们不拦着我参加考试,我已经很感激了。离考试还有一个月时,我开始熬夜复习,用当时流行的安眠药来调节睡眠。
但在临考试的前3天,我终于还是病倒了。考试那天,我勉强爬起来进了考场。不管考取与否,能够参加大学考试,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但是,我竟然考取了。我的大学梦实现了。我成了大学中退生了。还没高兴多久,我就被迎面泼了一盆冷水。“至少要上一个学期才能算大学中退啊,光是考试合格、没注册是没有用的。”
这下糟了,我去哪里找入学的费用呢？这可比考试难多了。就在我想放弃的时候,梨泰院市场的人们帮我安排了一个工作：凌晨清理垃圾。只要肯卖力地干活,交学费是没有问题的。
于是,每天天未亮我就开始忙活起来,把装得满满的垃圾搬到推车上,经过三角地、解放村、普光洞的岔路口,再从美军营地的右侧绕过去,把垃圾倒在指定的空地上。每天我要往返6次,上坡时累得气喘吁吁,下坡时则更吃力,也更危险。本来只打算挣够第一学期的学费,没想到靠着这份卖苦力的工作,我顺利读到了大学三年级。
在我上大三的时候,二哥从首尔大学毕业进了科隆公司,我们家的生活境况渐渐有了好转。
有一天,当我跟几个老乡说,我想参加商学院学生会主席的竞选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你小子不是喝醉了吧？说什么胡话呢？”
我很清楚,我想抓住这次机会改变自己怯懦的性格,我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积极的人,早日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我并没有什么胜算,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必输无疑,但对我来说,落选和当选同样有意义,即使落选我也可以让很多人知道我的存在、了解我的想法。
今日的李明博已不是过去的李明博,不再是那个低着头、要用草帽遮脸的李明博,不再是为了摔烂的西瓜而要离家出走的李明博……
虽然我除了一腔热情什么都没有,虽然我在大家的嘲讽中一次次碰壁,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我竟然以40票的微弱优势当选了！我成了一个敢于迎接挑战的学生会主席。
我的人生转折就这样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