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阳刚：就算是昙花，也要这灿烂
上春晚前彩排，我看王旭穿一条旧绿裤子，一件洗得不太看出来色的毛衣，问他上春晚换不换衣服，他说，“不换，我没钱。有钱也只会买这样的。”
他拿个装胖大海的铁杯子，感冒，嗓子是哑的，也不担心直播的时候唱破了，“破了就破了”。春晚只让唱一首歌，他觉得这一点不如在地下通道里唱得痛快。“有时候过道里人特别多，嗡嗡嗡的，我烦那个声音，就吼老崔的一二三四……唱完一段之后，消停了，没一个人吭声。”
他44岁了，还在地下唱摇滚。
他16岁的时候，从收音机里听到成方圆唱《游子吟》，坐火车去开封花45块钱买了一把吉他。“那个时候我家门口那条公路上车少，我们就在马路边上抱着吉他走着唱，‘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不然就是‘阿里，阿里巴巴’，瞎吼。”
这样的小男生，不分时代地域，哪儿都有，但一般长大一点儿就不玩了，人都得活着。
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农村联产承包制开始，他承包了一个苹果园。苹果地离马路非常近，盖个看苹果的小屋子，晚上几个人坐着，“抱着把吉他，边上四五个人，有烟，但是不喝水，想起一出唱一出。马路上有人，在那站着听。有的骑着自行车直接从马路上就下地了，‘我离老远都听见你唱歌了’。”
一两年后，跟他一样大的都结婚生子了，就他一个人每天晃悠。后来不结婚不行了，老被人打听，“一打听你，什么都行，就两样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他找媳妇，一见面拉着人家的手，哭诉了一回身世，媳妇“可怜”他，就嫁了，很快也生了儿子。
如果没有选择，也就这么在生活的框里过下去了，一笔一笔，填满就算。
但是县里来了歌舞团，要到河南、山东、河北、山西各地巡演。他想去，老婆死活跟他闹，他说我怎么也得走啊，“喜欢啊，那个东西勾着魂。老婆特伤心，抱着个小孩子，那么长一点。”
歌舞团一共13个人，他什么都干。他烫了头发，穿个皮裤、高跟皮鞋和红衣服当演出服。团长安排他在民权的一个乡里演，他往台上一站，刚准备起范儿，底下有人认出来了，“哟，那个是卖苹果的！”他唱了一首《一无所有》，唱到“你这就跟我走”，底下就有人接话“你早就该走了。”
到了春节，他回家，带回去20块钱，里头还有跟别人借的10块钱。“手冻得红肿，裂着大口子。那时候感觉老婆的被窝特别暖和，往里一钻，再不想出来了。”
上世纪90年代末，河南的外出打工大潮开始了，他去了乌鲁木齐，就靠出大力，一天10块钱。春节在黄河小浪底，他为了一百多块钱的加班费不回家。大年三十值班，“没人，大山里面回音特别好，就吼呗，‘东边有山，西边有河……’”
2000年，北京的亲戚打电话说你不是会唱歌吗，过来吧。他扛着给人家的一包花生就上了火车。
“快到西站的时候，心里直跳，首都啊这是，突然间就来了。结果下了车直接就拉清河去了。”原来是给KTV包房烧锅炉去了。
趁老板不在，他们几个人爬上台去唱唱。他说，能洗澡，能唱歌，能挣钱，多好！但到最后烧锅炉的活欠他半年工资没给，他待不下去，回家了。
2003年有地方要仓库保管员，他又去了北京。没几天就闹非典了，不能出去，几个同事山南海北地聊，说你唱得真不错，怎么不去酒吧啊，他问去哪个酒吧，同事说你打电话找吧。
老板办公室里有电话，他四下一看没人就进去了，拨114，“喂”，他还得看着两边，低声说，“麻烦您给我找一下全北京市酒吧的电话。”114倒没崩溃，很镇定地说“就三个”。
打了两个，都不要人，最后一个在三里屯，说正好缺一个歌手。他被看上了。但从他打工下班到演出相隔两个小时，“我算着倒两次车可以赶到，结果一到国贸就堵，堵得我要命，连着三天都迟到了。”老板让他走人。
再没别的路子了，就下了地下通道。
第一次去公主坟地下通道，他顺着边上溜达，溜达，终于走不动了，贴边坐下，不敢唱，又背着琴出去了，买啤酒。买完一瓶回去，不对劲，又买一瓶，还不对劲，又买一瓶，这才往那一坐，才敢弹琴。
一旦开口唱了，雄心就起来了：“我都想好了。我这两天在公主坟唱，我会顺着再往东唱，唱南礼士路，唱复兴门，唱西单，唱王府井。”终于有一天唱到天安门了，他背着琴在前门的通道里一溜达，后面有个保安就来了，他心里通通跳，心说这个地方肯定不让唱，就回去了。
以后，他就守着公主坟通道唱。有一天唱《安妮》，边上那个摆地摊的大姐，扭头卷东西走了，他纳闷，后来才知道是把人家唱哭了。还有一天他正唱《英雄》，有个姑娘路过，听完说，你再给我唱一遍。他一高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状态就来了，给她升高了半个音唱了一遍。“唱完了，她说，大哥，我能抱你一下吗？我说来吧。拥抱了一下，觉得特温馨，第二天跑单位里还跟同事贫。”
他挺自得其乐的：做自己喜欢做的，能挣点钱，还能得到人心的奖赏。他还在通道里认识了刘刚。他喜欢《春天里》，“喜欢得发痴发狂”，QQ签名上写，“等我老去那一天，等我死了的时候，不要在我的坟前放哀乐，就给我放这首《春天里》。”他觉得它在说他的历程。有人担心旭日阳刚只是昙花一现，他说，“要说我们是昙花，我觉得我们要开得非常灿烂，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