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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拍《南京抗疫现场》的导演,跟日本键盘侠杠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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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在南京生活7年了,他觉得自己拍摄的纪录片《南京抗疫现场》不过是疫情下南京市民的普通生活:空荡的街道、用塑料膜隔开司机和乘客的网约车、在家上网课的孩子、进入公共场所必须先测量体温、无接触取餐……片子被推荐至雅虎网首页后,很快,日本富士电视台、朝日电视台、TBS电视台等纷纷转播,且被网友翻译成英文、韩文、西班牙文等13国语言,在世界范围传播。竹内亮知道,国与国在制度与文化上存在巨大差异,措施不能照搬,有时候互相之间的理解也有局限。他希望通过他的视频,让不同文化制度下的人至少能耐下心来,尝试相互了解。
  
  我没想到《南京抗疫现场》会引发那么多关注,我只是拍了身边的生活而已。
  
  我想,它在日本反响强烈,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人不知道中国的防疫措施这么严格。另一方面,这个短片给他们很真实的感受。虽然日本各大电视台在中国都有办公室,但那些职工都是日本总部派来的,不太了解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我在中国生活了7年,孩子在中国上学,公司也在中国,我拍出来的东西是地道的、接地气的。我不喜欢摆拍,所以我的镜头没那么漂亮。
  
  我们公司一共25人。所有人都参与这次策划。我开车上班,知道路上的样子,员工坐地铁上班,知道地铁里的防护措施。开会时,我们将各自的生活分享出来,一起选定内容。最后,我和摄影师、助理三个人外出拍摄。
  
  之所以拍这部短片,是因为2月份,日本疫情越来越严重,日本人却没什么危机感,也没什么防疫措施。2月20日,我同事在东京涩谷街头采访,很多人都没戴口罩。日本年轻人普遍认为新冠肺炎死亡率不高,只有2%,不会有太大影响。他们不知道,这2%背后,是4万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14亿人限制了自己的生活。所以我非常着急,自己剪片子,想早一秒把它做出来。通过这部片子,日本人重新认识了病毒。他们当中90%都感到惊讶,觉得应该向中国学习。当然也有人说,这些做法太极端,日本不能做。
  
  我个人不喜欢“抄作业”这种说法。我在英文版的结尾也说:“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政策,我们做这个视频,不是想呼吁大家模仿南京的措施,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视频能给大家一点启发,从而制定出适合地区情况的、更好的措施。”
  
  最近,日本年轻人比以往更重视疫情了,但依然有很多人觉得无所谓,还敢去演唱会。我很难理解。我想,大概是因为他们身边还没有人感染,所以依然把疫情当作别人的事。也有日本的键盘侠说,《南京抗疫现场》拍的东西都是假的,是在样板间摆拍完成的。看到这样的评论我笑了,他们的想象力超出我的想象。不过全世界都有键盘侠,所以无所谓。我已经达到了目标的50%,至少给几千万日本人传达了中国的现状,剩下的50%只能靠他们自己了。
  
  我的力量很小,也没什么伟大信念。但面对这么大的困难,什么都不做会有不踏实的感觉。如果我有钱,做视频还不如买很多口罩捐赠给全世界。但是我没钱嘛,所以我就把自己的钱花在做视频上,这是我擅长的。
  
  疫情暴发前一两个月,我定下2月初在日本的拍摄工作。让我惊讶的是,抵达大阪时,机场没有任何防疫措施,我很顺利就进关了。2月中旬,我从日本回南京,小区的人告诉我要在家隔离,家人也要跟着我一起隔离。一开始我很不理解,我从疫情相对不严重的地方回到疫情相对严重的地方,为什么要隔离?我跟小区保安有小小的冲突。当时我觉得他们很过分,没必要那么严格。后来南京新增感染者一直保持零增长,看到这个我意识到,隔离措施是对的。
  
  隔离期间,我一直在工作。剪片子、接受采访、做新的节目策划。我们做了一系列与疫情有关的片子。其中一集,我们号召大家拍摄身边特别的防疫措施。几十位网友发来视频,看到这些素材,我很感动。中国的疫情慢慢缓和,果然是14亿人一起忍耐、团结、共同努力的成果。
  
  疫情对我们公司影响挺大的。所有赞助商的项目都取消了。这当中有不少几十万金额的项目,对我们来说,这真是很大的损失。但另一方面,因为这次疫情,我们知名度提高了很多,一些项目找过来,希望将来合作,但这也只能等到疫情结束之后了。
  
  3月8日,我的隔离期满,南京新增感染者连续18天为零。那天天气很好,我带女儿到小区楼下的公园玩,碰到不少跟我一样,疫情以来第一次带孩子出来玩的家长。虽然戴着口罩,但很多人认出我,说他们看过我的片子。我们刚搬到这个小区3个月,我女儿终于开始交新朋友了。我们在楼下玩了4小时。大家都感到很安全,孩子们玩得很开心。过去很普通的场景,现在这么宝贵。
  
  在《南京抗疫现场》英文版结尾,我说,欧洲的朋友们不要歧视亚洲人,不要排斥戴口罩的人。之所以说这句话,是因为我妹妹当时在欧洲。疫情发生时,我跟她说,你一定要戴口罩。但她告诉我,她不敢戴,因为这会被当地人歧视。我真的不能理解这件事。我希望大家可以互相了解。2010年,我和NHK(日本广播协会)合作,来中国拍摄以长江为主题的纪录片。当时,很多中国人问我,高仓健现在好不好、山口百惠怎么样了,也有人看到我就說“小日本来了”。那已经是2010年了,高仓健早就老了,山口百惠也早就退出演艺界了,“小日本”的称呼也让我有些尴尬。我当时就想,要把现在日本的样子传达给中国人。
  
  2013年,我定居南京。很多日本朋友问我:“你住在南京啊,没事儿吗?没有被人欺负?”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因为历史问题欺负我的人。不光南京人,网友们都对我很好。
  
  2015年,我们开始做《我住》。拍摄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生活在中国的日本人,目的就是促成互相了解。互相了解之后还是不喜欢对方,这也OK,但至少应该先了解一下。这次很多媒体采访我,也有媒体说我们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千万别这样说,我只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已。我喜欢拍纪录片,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还能赚钱,不是挺好的嘛,我并没有要扛起什么大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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