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之累

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中，沉积在我们思想观念深处的超稳定的东西不少，其中，我感觉有一种重数量、轻质量的思想，或者可以叫它“数量情结”吧。
　　
　　受数量之累，造成了许多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之一是以量代质。单纯地求多、贪多，在许多领域都特别抬举数量，而忽视或漠视质量，总之是以数量为前提，总是觉得“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老是想用数量去说明问题。
　　
　　譬如：
　　
　　在人口方面，一味地认为人多热气高，力量大，而不谈人口的素质。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也是以“众”为前提，至于是什么柴，是干是湿就不去过问了。事实上，如果在想达到“火焰高”的目的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的话，那就不用“众人”去“拾柴”，用现在的话说，只需叫少数人去弄汽油就够了。
　　
　　在家庭方面，人们追求并赞美诸如什么儿孙满堂，七子八婿，十三太保之类，也首先讲的是数目。至于他们是否成才，是否不孝，那是后话，先有数量再说。
　　
　　在证明一个人有学问时，就说他学富五车。其实读了五车之多的书不一定就有学问，还要看他读的是什么书，理解的程度如何，能否应用于实际。
　　
　　在说明一个人的著述成就时，就说他著作等身。其实即使写了同自己的身高一样多的东西，如果都是平庸之作，算什么成就呢？
　　
　　在形容军事力量强大时，就说拥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其实战争的胜败并不完全决定于人数的多少。作为军事家的曹操，他自己明明曾经在官渡之战中以少数兵力战胜过袁绍，也依然没能摆脱这种数量情结，他在赤壁之战前写给孙权的信中夸大其人马的数量说“今治水军八十万众”，如人们所知道的，结果还是一败涂地。
　　
　　在形容收获的时候，就说满载而归。至于满载的货色则不加探究了。
　　
　　在说明一个人的罪恶重大时，往往不是着重说他犯罪性质的严重程度，而是先抓数量，罗列甚至拼凑所谓十大罪状；罄竹难书一词也只是言其数量之多，而非言其情节之重。
　　
　　例子是举不完的。
　　
　　我们中国老百姓并非没有质量观念，有说法为证，如“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宁缺毋滥”，“兵贵精而不贵多”，“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以一当十”，“精兵简政”等都是。但是上述那种数字当先、数量挂帅的思想往往更占优势，经常使我们在实践中造成许多重大损失。好在我们现在懂得了质量的重要，重新审视数量问题了。
　　
　　误区之二是以量胜质。最典型的做法就是习惯于搞“人海战术”、“大兵团作战”、“集体创作”。最典型的想法就是认定“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事实上，诸葛亮是由他自身的质构成的，臭皮匠也是由他自身的质确定的，他们之间不同的质是不能用量来替代和转换的。正如一百个平庸的作家也顶不了一个鲁迅，一百个臭皮匠还是臭皮匠，也还是顶不了一个诸葛亮。以量胜质是不行的。恩格斯早就批评过这种“纯量”的观点是一种“片面的、数字的见解”。
　　
　　误区之三是量中求质。认为先有数量，后有质量；认定数量多了自然会出质量，其中必然就会出现好的。还经常引用从量变到质变的原理。其实，要正确认识量和质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至少有两个问题应当搞清楚，第一，从量变到质变必须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有它一定的范畴，不是在任何事物之间都可以发生的。一千只老鼠的量，即使再加上一万只老鼠的量，也还是质变不出一只猫来的。第二，从量变到质变必须有相当的过程，即首先是在不停的运动中的量，而不是静止的量，而且要有足够长的运动发展变化渐进的时间。例如，这些年在文学方面，发表与出版的数量猛增，而精品力作甚少，量变的幅度非常大，甚至可以说空前的大，可是并没有引起文学水平的质变。
　　
　　当然，在许多方面，一定的量是绝对必要的，少不了的，有些问题少不得是要用数字和数量来说明和证明的，这都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但是话又说回来，第一不能撇开质量，滥竽充数；第二不能超过限度，不是多多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