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向左，明治往右

中日两国近代史上，当明治天皇以“民族之父”的形象光芒四射蜚声东灜时，光绪皇帝却以“瀛台之囚”的身份独尝生命最后的悲凉时光。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同为一国之君，他们的命运却为何如此大相径庭？反思这段历史，启示良多。
　　
　　光绪与明治，两人都接受了严格的宫廷教育，都博学勤思，志存高远。光绪比明治晚生19年，但光绪的勤奋好学，孜孜不倦，比起明治来，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治天皇在饱受儒学熏陶的光绪面前，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小学生”。可历史老人仿佛对于光绪过于残酷，而对明治太过恩宠。明治维新演奏了一曲气势恢宏的惊天绝响。使日本的国家变革获得巨大成功，一跃成为近代列强，雄心勃勃地“与万国对峙”；而光绪的变法仅历103天就惨遭失败，谱就一曲国脉悲歌，绘出一个帝国的死亡拼图。那么身为“学生”辈的明治如何远远超越“老师”辈的光绪，带领日本远远跑在了中国前面呢？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日本人是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积极消化，强壮了自身；而中国却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虽然抵御了一时寒冷，却无法从根本改变体质。为了使自上而下的改革有效贯彻，日本掀起了争学欧美、开启民智的热潮。文明开化首先是启蒙思想的传播和思想观念的变革。维新派专门为天皇开设了有关国际知识以及当时先进的德国、法国文化课程，讲授德国法学和法国政治典章，介绍欧美资产阶级统治经验，《西国立志编》《法国政典》等启蒙思想名著是摆在天皇案头必不可少的教材。武士们佩带双刀是身份的象征。也是生活习俗。明治不但发布《断发脱刀令》，果敢废除了日本人剃眉染齿的千年旧俗，还把西式礼服确定为官员的正式礼服，鼓励官员穿西装。明治率先垂范，从衣食住行人手，建立起近代日本的文明体系。
　　
　　光绪对西方科技和思想也并非没有了解。他幼年时就极为喜爱西洋玩具，像西洋钟表、火轮车、留声机都令他爱不释手，各式西洋玩具堆满皇宫。一位外国玩具商喜出望外，想不到他最大的买主竟是一位中国的皇帝！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光绪从喜爱西洋玩具发展到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其他先进科技都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对洋务运动怀有天然的支持和好感，甚至还发布过一道圣谕，公开支持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要求大清子民应该与基督教徒和睦相处，自己还学着做起了基督教的祷告仪式。
　　
　　等到康有为接连给光绪呈上《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列国变通兴盛记》，向他介绍了俄、日等国变法图强的成功经验，光绪不亚于被打了一针兴奋剂！光绪决心挽狂澜，积极向西方寻求治国之道。在变法的高潮中。为了使具有新学识、新思想的通达之才进入中枢机构，参与谋划新政，他顶着巨大的压力，令各省督抚推荐优秀人才，然后加以考核任用。其中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被任用为“军机四卿”，一时引人注目。
　　
　　然而，不同的制度观念和文化背景，造就了光绪和明治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治国眼光。
　　
　　日本的仁人志士提倡“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正如明治初年的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评价改革派武士：“这些人历来对中国的文学道义钻研不深，从儒学的深奥角度来看，这些人不能不说都是些不学无术之辈。而正是这些不学无术之辈完成了维新大业……他们以一片武士道精神而重报国之大义，凡事一听说是国家的利益，他们就会自动去做。”“东洋道德”的含义被缩小了，“西洋艺术”的范围被扩大了。这远非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比拟。因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在清代传统体制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中学巩固地盘，以便维持封建正统的地位。所谓中学西学之争，其实争的是清代统治集团背后的现实利益。而不是学术上的真理，强国的策略。1862年，倒幕维新的志士高衫晋作旅居上海两个多月。所见所闻，使他大加感叹中国人“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所奴役”。
　　
　　钱穆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清代所有制度的创立，都是从满洲人“部族政权”的私心出发：“康有为的理论，也不能说他全不对。他说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帝有无有是无紧要的……但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洲皇帝的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部族政权是绝不容有所谓立宪的。”
　　
　　近代化是普适于世界各国的惟一道路，无所谓东方或西方的专利。尽管各国各有特色，但这条道路必然包括近代科学和近代工业，还有与其相配套的政治社会体制。没有这个体制，就不能保证科学的进步和国家的强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光绪和明治的认识水平也许都达不到这么深远的程度，但客观的现实却是，清代的满洲贵族和士大夫既得利益集团就像大海里的无数礁石。光绪驾着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在这些礁石之间蹒跚穿行。稍不留心就会触礁沉没；脱胎换骨的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辽阔的，只要明治下定决心改变航向。它就可以改变，不会像光绪那样遭到密如星斗般暗礁险石的阻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