鹬蚌相争，反腐得利
自洋务运动以来，在中国，官商之间的话题，让人感到隐秘而幽暗；官商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扯不断，理还乱。
对官商相争，民众多半是看热闹心态。比较普遍的心理是，有贪官，也有奸商，双方都不干净，反目不过是分赃不均、以恶制恶。要说正能量，或许就是“鹬蚌相争，反腐得利”。
但从长远看，官商间不正常的纠葛，不论勾结或是反目，说到底都是社会功能构件的错位，也是秩序的混沌、偏移、颠倒，整个社会都将为此付出代价。因此，我们期待官商反目，能揭开更多腐败黑幕；但更希望拨乱反正，让官商关系回归现代社会中的正轨。
不到绝境不反击？
官商反目，往往肇始于官商勾结。
官商勾结，本就是一场赌博。商人把宝押向权力，以期持续换来丰厚回报——什么事都有人摆平：企业烦恼的土地、能源、贷款问题迎刃而解，自家朋友犯个法也不算啥。
但商人忘了，他所傍之人，是一个为了利益能背弃信念与原则的人，能靠得住吗？
可想而知，短暂的“蜜月期”后，却往往有一堆现实的烦恼。
最显见的情况是，官员胃口却不断胀大，而商人又无法蒙受利益之损，双方最终“分道扬镳”。
辽宁鞍山市检察院原副检察长赵余龙和其商人朋友吴云富合资办厂，并利用“检察长”职务为吴大行方便，还帮忙出具贷款虚假材料。可不到两年，“穿一条裤子”的二人却因债务纠纷出现裂痕。工厂被赵余龙妹夫占有，吴云富走上了检举之路……
没有谁愿做赔本买卖。官商交往，一旦利益分配不均，嫌隙就会产生。但一般情况下“民不与官斗”，官商之间的利益纷争，多通过内部解决，真正“为外人道也”的只是冰山一角。实在是到了容忍极限，如吴云富那样的境遇，忍无可忍，最终无可再忍，才把脸皮撕破、怒目相向。
当下的官商反目，有的也不单纯因为两者的利益分配。出于地方政绩考量，有时官一方也不惜“逼”商到绝路。时下，一些地方把与国际资本合作看成一等一的大事，一旦外资与内资交恶，政府出面“调和”，民企往往成为“被牺牲”的对象。
湖南企业太子奶与多家外资投行发生债务问题，一场普通不过的生意纠纷，却因为政府突然“站队”而成了民企的“绝命索”。愤怒之下，李途纯选择将株洲市副市长肖文伟举报……
鱼之将死，网焉不破？
官商反目，往往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而最精彩的一幕，往往出现在腐败官员的庭审现场。
官商结合，利益是情谊的唯一纽带。有福同享，有难却鲜能同当。与内耗相比，外压是促成反目最为直接，也是最具震慑力的因素。
刘志军与丁书苗相识十余年，他这样描述与丁的赤裸关系：我帮助她把企业做大做强，是为自己的仕途打造经济基础，以备在需要的时候，她能为我奔走，并用金钱铺路。
正是基于这一目的，他把丁书苗培养成自己的“钱奴”。丁也显得忠心耿耿，鞍前马后惟命是从，“凡是他安排的事情，我都尽力去办，花多少钱从不吝啬。”
就算是丁书苗这样的“忠贞”，一旦“大难临头”，也竹筒倒豆子，把刘志军的老底掀了个光。
薄熙来也一样。如果说王立军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那么，唐肖林和徐明这两个商人，才真正终结了他的自由。看得出，徐明对薄那是“感恩戴德”，但到了法庭，就成了反戈相向的最有力武器。
戴罪立功，争取宽大处理，是商人“反拱”背后的真实诉求。
广东省纪委书记黄先耀在“三纪班”上告诫各级官员：“从查办的案件来看，没有一个老板会舍生忘死地保护干部。”黄所指的正是这番道理。
事实上，在腐败案件查处的操作层面，正是攻心为上，借助其中一方力求自保的心态，推动案件的深入挖掘，这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办案策略。
商人斗官的办法
与官员“斗法”，商人有着一般人无法比拟的优势。能驰骋商场自有心计谋算，拥有一定的资金、人脉，能动用更多社会资源。更要命的是，很多时候是“窝里反”，握把柄，知根底，出招更稳更狠。
商人们有钱，打得起“消耗战”。他们可以斥重金雇佣侦探长期蹲点，或通过偷拍、窃听等非常规手段，甚至高价悬赏搜集证据。
“铺叔”罗绍强时任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国税分局局长，他被当地农批城董事长王建荣检举。王提供了大量原始的视频、录音等证据，这些影像都是用针孔摄影机拍到的。
无独有偶，徽商严华翀上传音频“公安局副局长公开索要干股威胁杀人大骂纪委”，引发舆论哗然。音频中，被举报的公安副局长费志民破口大骂，不仅威胁弄死合伙人及其儿子，更直言“纪委找我能弄个屌！”
有了直接证据，更有了外界的高度关注，举报事件一般都会火速推进。短短3天，怀宁县召开常委会议，费志民遂被免职。
商人还有着广阔的人脉。他们有渠道向高层反映情况，甚至能与“政敌”联手，为自己探听到“内幕”消息。
南京季建业案中，有浙江商人承包了一保障房的部分工程，却未能获兑工程款，该商人便四处举报，并通过亲戚向中央高层递交了举报材料。
辽宁商人毕美娜实名举报蔡先勃，则得到对手“政敌”的默默支持，常常有人暗中为她传递消息。
应该说，目前商人反腐的几个成功案例，是顺应了当下“高压反腐”的态势，并都较充分发挥了新媒体反腐的优势。但总的看来，仍只是个案。
还是商人更遭殃？
一般说来，官商反目，斗法结局往往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双方都会受到波及，影响各自的仕途与“钱途”。不过现实中，商人“受伤”程度却普遍更深。
前述提及的辽宁赵余龙案与安徽费志民案，在媒体一番热炒过后，查来查去，最后只定个“违规经营”的名义罢了。赵余龙被行政撤职、留党察看，费志民案也仅停留在免职与党内严重警告阶段；而吴云富的厂房被没收，严华翀向法院提请判赔不予支持。
但对商人而言，结局可不止那么简单。反目之后，有人蚀财免灾，自认倒霉，更有人家破人亡，失去自由。李途纯被押1年，亲舅自杀，弟妹瘫痪；兰世立坐牢4年……
四川省直机关党校教授魏敏生接受采访时表示，从总体上看，以权力与财富在当今社会的地位而论，官员在跟商人的较量中占有上风。但在个案里，不排除双方力量旗鼓相当，那么谁的违法程度深，谁的下场可能就会更惨。
“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怒”。专栏作家潘采夫认为，离官员太远发不了财，离官员太近容易出事，这是中国商人的两难处境。中国式官商纠葛，是曾经的政经环境造就的，没有良好的法治环境，没有制度保障，官与商都只能随着权力环境的变化而被动地浮浮沉沉。
不过，应该看到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相信中国式“官商困境”终将突围，它不在旦夕之间，但只要有方向就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