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兵工杂志社当编辑散文随笔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三号二十二点十分，我和纪委副书记张九龙在草市火车站登上吉林开往北京直快列车。
列车在茫茫夜色中，呼啸着向着北京方向快速行进。车厢里遮挡着窗帘，关着车灯，点着地灯，灯光昏暗迷茫。有的旅客还在喝酒闲聊，南朝北国天空海阔，有的已经进入梦乡，打着香甜的鼾声，还有的说着梦话，时不时传来梦中的笑声、哭声、怒骂声，夹杂着婴儿啼哭声、吵闹声、吸吮乳汁的吱吱声。
列车两旁村庄、城镇时而闪动着几盏昏暗寥寂的灯光，随着列车快速前进，被唰唰地抛在后面，像流星一般，一闪即逝。我躺在卧铺上，翻过来掉过去，终不能成眠。我抱怨这火车轱辘跟铁轨撞击声，咣当当，咣当当，搅得人心烦意乱，睡不着觉。
“晋林，你睡了吗？”张九龙看我翻来覆去问我：“你睡不着，我也睡不着啊！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什么？是呀，我在想什么啊？想家吗？显然不是，我又不是第一次出差。想我自己到了杂志社如何干好工作？我没有那么高的境界，肯定也不是。想我自己如何凭借这次机遇，走出国营第三二三厂这个葫芦峪山沟沟，走进北京城工作？我还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更不是。那我在想什么？一时就连自己也理不清楚自己在想什么。“哎，我的头脑很乱，心里很烦。”
“晋林，梁院长跟我说，《中国兵工》杂志社编辑人员都了解你，你写的人物通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方面的论文等，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有的还荣获编辑部征文奖。那些编辑都夸你写的文章有思想，有深度，角度新，结构好，基本不用修改就可以上稿，多次向梁院长提出，调你到杂志社做编辑工作，梁院长这才到咱们厂调研寻找你，打算把你调到杂志社工作。机遇从天而降，你可要好好把握啊。”
张九龙跟我说的这些话，其实梁院长都已经跟我说过，然而，我丝毫没往心里去，依然胡思乱想。前三百年谷子，后三百年稗子，一股脑涌上心头，最后落在崔芳志厂长的谈话上来：可以交往更多的朋友，收集掌握更多的信息，为将来国营第三二三厂走出困境，一万多职工群众走出山沟沟，走向沿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的确如此，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大的政治。思来想去，迷迷糊糊进入梦乡。
北京车站下车的人潮水一般，我和张九龙背着行囊，拥挤在人群里，一步一步挤到北京站门口。出了站口一打听，此处不允许停出租车，必须走出前边的.道口，到长安街打出租车。我们只好背着包囊，趔趔趄趄向长安街走去。到了长安街就摆手示意，叫出租车，几辆出租车司机看了看我们，摇摇头不屑一顾走掉了，我们心急如焚，只好摆手再招呼出租车，有一辆出租车终于停下来。我带三个包裹，一个旅行箱，一个马桶兜，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书包，张九龙带三个包裹，一个老式手提包，一个牛仔兜，还有一个老式背包。
出租车司机看看我们，呵呵呵笑着说：“你们两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县长。”
我狐疑地看着出租车司机：“你根据什么这么说？”
“县长到北京就带一个钱包，什么东西都不带。”出租车司机有些蔑视我们。
“可我们两个人都是县长啊？”我争辩说。心想人们总结出来的谚语有道理：不到广州，不知身板好不好；不到深圳，不知兜里钱有多少；不到北京不知官大小。
出租车司机撇着嘴摇着头，把我们的行囊装进后备箱，开车向我厂驻北京办事处驶去。邹国华是北京办事处主任，我们称为二哥。吃完饭，二哥领着我们来到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规划院，找到梁院长。梁院长安排好我们的食宿，介绍我去中国兵工杂志社，介绍张九龙去软科学课题组，休整一下，准备上班。
我们住的地方还可以，拒绝了梁院长给我们安排的招待所，就在规划院的一楼找一个房间，二十多平米的屋子，住宿上班都很方便。规划院没有职工食堂，为此，吃饭的问题很不好解决，只能到附近的饭店去吃饭。几天后，我们发现吃的不好，不符合东北人胃口，吃起来不可口，我跟张九龙一合计，还不如我们自己做饭吃了。我们跟梁院长一商量，梁院长告诉后勤主任，给我们买来电饭锅，电风扇等。我和张九龙又到市场买来电炉子，大马勺，抢锅刀，饭勺子等，自己做饭吃。张九龙负责买菜，打开水，拾到饭桌子，洗碗等，我负责做饭，做菜，哈哈哈哈哈，我们竟然成为火头军，既是工作员，又是炊事员，工作与生活都充满了无穷无尽的情趣，也成为我不可忘怀的一段经历。
跟往常一样，我一上班打完开水，就扫地拖地，擦桌子，清扫结束趴在书桌上修改稿件。突然，一双胖胖的、柔柔的、软软的手，从我身后捂住我的双眼，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这是一双细腻柔软的女人的手。我停下手中的笔，呵呵呵笑了，心想这是谁呀，敢跟我开这样的玩笑？我刚到《中国兵工》杂志社不久，编辑部有三个女同志，编辑部主任陈季晴，编辑李群、马云琴。平时就是李群喜欢跟我开玩笑，下午三点钟，李群就把她负责修改的稿件扔给我，劳驾杨部长晚上帮助改改，晚上夫人又不在身边，也睡不着觉，就改稿子吧，免得想家想夫人了。说完李群摆摆手跟我再见，还来一个飞吻，白白胖胖的身影消失在楼道里，留下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在我的办公室回荡。是她，肯定是胖子李群。
“你真坏！”我只是笑，不动手。李群有些挺不住了：“你还不扒开我的双手啊？给我一个台阶下，想累死我啊？”我依然笑着不动手。李群终于自己放开双手两只手撰在一起搓了搓：“杨部长，你是不是到北京淘金来了？”
“淘金？”我有些迷惑不解。
“是呀，淘金啊。”李群说：“外地人到北京来发展的，北京人称之为淘金。”
“不是。”我看看李群，解释说：“我是到北京淘药方来了，回家治绝症病，它比黄金更贵重啊。”
“什么方，治什么病？”李群满脸狐疑。
“说了你也不懂，开始工作吧。”我把替她修改的文稿递给她：“来日方长，以后慢慢讲给你听。”李群拿着文稿回她自己办公室了。
我替李群修改文稿的消息，不翼而飞，编辑部其他两名女同志，也时常把自己负责的文稿，也拿给我替他们修改。反正也没有太多的工作，索性，我就来者不拒，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响鼓还要重锤，快马还要加鞭，编辑部主任陈季晴又给我安排新工作任务，让我每天早晨分检稿件，然后交给责任编辑。这本来不是我的工作，陈主任却交给我，我该怎么办呢？答应下来吧，这是分外工作，有一点大脑袋的感觉，如果不答应下来吧，陈主任会有想法的，权衡利弊，我对陈主任说了一句话：“陈主任你不懂机械，超负荷运行的设备，也需要超常规的维护保养。”陈主任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笑了笑说，我明白。
负责收发的柴大爷每天早晨按时把收到的稿件送给我，我除了担负编辑工作以外，还要承担收到稿件分检工作。编辑部每天都要收到十几篇稿件，多则三十余篇稿件，分检工作很复杂，也很累。我先开封，用剪刀剪开信封，抽出稿件，用曲别针将信封和稿件别到一起，避免稿件与投稿人分离，也为以后给投稿人汇款，提供方便。初读稿件，分出稿件适合那个栏目。大致读一遍稿件内容，看看该稿件适合哪个栏目，同栏目稿件放到一起，便于责任编辑选稿。细读稿件，认真读取稿件，从思想观点，篇章结构，语言句式等方面，有没有使用价值。有修改价值的存放起来，没有修改价值的，慷慨地抛到纸篓里，分检稿件是编辑部很严肃也很残酷的一项工作。
有一次，“结构调整”栏目稿件奇缺，责任编辑让我再给找几篇。我找了几天也没有找到，突然想起了纸篓，翻遍编辑部所有的纸篓，终于在其他编辑的纸篓里找到一篇稿件。
这是一个《中国兵工》基层通讯员写的稿件，写的是工厂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利用军工厂闲置土地，开发第一产业。文章语言不够流畅，结构有些背离逻辑，为此编辑把这篇稿件枪毙了，抛进纸篓。捡起来看看这篇文章，我想还有修改的余地，最起码文章言之有物，符合“精干主体，进军一、三产”的时代精神。语言需要修改润色，结构需要调整调换，修改量很大。既然编辑给扔掉了，我还捡起来干嘛，我也不应该再费心劳神了，顺手就把稿件扔回到纸篓里。
我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一口，烟雾环绕着我的头脑，模糊了我的视线，突然，同是撰稿人，相煎何太急的感觉，烧灼着我的心，一种同情撰稿人的强烈意识，逼着我又从纸篓里捡回稿件。反复读了两遍，觉得有修改价值。但是，如果再转送给责任编辑，其结果还躲不过丢回纸篓的命运；如果我自己修改，工作量很大，费心费力，那是自找烦恼，索性又抛进纸篓里。坐在办公桌旁边反复思考，当年，我第一次投稿，稿件邮走之后，心中万分焦急，期盼着自己的稿件刊登在报刊杂志上，那种心理只有撰稿人自己理解，哪个撰稿人不希望自己的稿件变成铅字啊？七天后，我撰写的稿件刊登了，我拿着编辑部寄来的刊物，高兴得手舞足蹈，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人们对撰稿人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撰写过程为十月怀胎，发稿过程为一朝分娩，意识就是撰稿过程浸透着撰稿人许多辛劳与汗水。作为一名称职的编辑，应该理解、体谅他们，更应该帮助与支持他们，在必要的时候援之一手，拉他们一把，也许就这举手之劳，有可能成就写作爱好者转变为一生的撰稿人。想到这里，我急忙三步变为两步跑到纸篓旁边，捡起那个被丢弃几次的稿件，弹了弹稿件上的灰尘，工工整整放到办公桌上。拨通投稿人电话，说明稿件需要严格修改，才能被采用的意图，并说明几点修改意见。
征求撰稿人的同意，我开始稿件修改工作，整整用了三个晚上，修改完稿件，我又用稿纸誊清修改稿，用传真传给撰稿人，征求意见。该稿件发表在《中国兵工》杂志一九九七年第十二期十二页，作者叫吕晓明，黑龙江北方工具厂职工，题目为《黑土地上的拓荒牛——黑龙江北方工具厂第一产业开发纪实》。九八年新年时，作者还给我邮过明信片，后来到北京出差，还专程到杂志社看望我，我们用东北人的方式，在酒桌上煮酒论英雄。
写于二0一一年八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