圩里人散文随笔

我生于圩里，也在圩里工作，一晃已经三十余年。

我的母亲是牛头山人，牛头山镇原叫铜山乡；父亲是木闸人，木闸乡原属乌沙区。因辖区东面靠长江的支流———秋浦河下游，所以乌沙这一带俗称乌沙大圩。秋浦河河堤，巍巍矗立于圩里与圩外之间，也矗立于圩里人与圩外人的心头。

生为圩里人，是矮人一等的。很小的时候，不止一次听外婆感叹，把女儿嫁到圩里是坑了女儿，她为此总是责备外公。

圩里水田多，农活重，每个暑期都要经历煎熬一般的“双抢”。清晨，一双赤脚、一顶草帽出门；傍晚，一身泥水，满面倦容归家。中午，就在田埂上就着几根萝卜干，草草扒下一碗白饭。圩里人羡慕圩外山边那些种旱地的人家，干手干脚的在棉田或者豆田做活，总觉得那是一种优雅。

奶奶说，母亲年轻的时候是长得好看的。我已经记不太清楚，我仅有的一点记忆是一九八八年，母亲照了身份证像拿回来。姐姐说：“妈妈，你好老，比爸爸要老十岁。”其时，母亲三十九岁。我不能得知，母亲在姐姐口无遮拦的话语里，是否黯然神伤。母亲怎么会不老？她二十岁嫁到圩里，已养育四个儿女。父亲是老师，包产到户前，母亲和叔叔们早出晚归，在生产队做活挣工分。包产到户后，母亲种一家五口人的田。虽说，父亲到底是学会了犁田打耙，但割稻插秧的活儿，多是母亲在做。我和姐姐很小就能帮母亲做这些事，但因为要读书，能够帮衬母亲的时候却是不多。我的几个舅舅以及小姨，也没少被外婆“指挥”着，来帮助圩里的姐姐一家。两位舅舅也是老师，平时在家做农活都少，但到了圩里的姐姐家，他们一概放下老师的架子，割稻、插秧、挑稻把。小姨长不了我几岁，她极怕水田里的蚂蝗，但她下田插秧，不曾抱怨。

圩里的农活难做倒还在其次。生为圩里人，一到秋冬季节，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挑大圩”。一九五四年，洪水泛滥，秋浦河决堤，汹涌的秋浦河水倾泻而下，整个乌沙大圩的万亩良田以及村庄被洪水淹没。从那以后，秋浦河堤的整治工程就不曾停止过。我记事以来，是母亲一到秋冬季节就去“挑大圩”，一走一星期，父亲到周末就去圩上替她。周日下午她得再去，这样往返近个把月，才能完成一家几口人的土方任务。去外婆家要走这一段河堤，我眼见过挑大圩的人们在霜天冰地里，敞着棉袄，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担着黑乎乎的河泥，从河床上一步一步爬上河堤，再一步一步下到河堤的内侧，倒下河泥。一天里，这样在河堤上，上上下下近百次，一担担的河泥经由他们的肩膀运到河堤上，绵延数十里的堤防就是这样，一尺一尺筑起。成年以后，来到这背靠圩堤的木闸中学任教，也常在河堤上散步，看落日余晖，却少有闲适的心情。我不是走在一段河堤上，而是走在许多父亲母亲的肩膀上。

圩里人家的日常生活，缺乏烧锅柴火。平常还好对付些，稻草把烧的饭菜也还香。但到冬季就苦了，稻草烧过的锅洞里没有余火，要掏个火钵就只能先烧些木柴段埋在火钵里，木柴段不能烧得很透，烧得透了就不熬火，火钵里就不暖。不烧透，人坐在火钵里，其实就是跟袅袅不尽的余烟“做斗争”。那烟熏得人眼泪、鼻涕一把流，很是狼狈。小孩子向来不肯跟烟耗，他们情愿在地上疯跑，跺跺脚以取暖。勤快人家，大人们闲了就走十多里的路，渡过秋浦河，去河那边的山上砍柴。外婆家有山，舅舅们一年要砍很多粗壮的木柴，外公一根根锯成段，周日，父亲用板车拖一车回来。

屋后的邻居一家有五个姐妹。她们的父母年岁大了，砍不动柴。那五个姐妹，是大姐带了二姐去砍柴，大姐出嫁了，二姐带着三姐去砍柴。二姐出嫁了，三姐带着四姐去砍柴，最后剩下五妹一个人去砍柴。女孩子再怎么勤劳，到底气力上比不上男子。一担柴一百多斤，挑在肩上要走十几里路，通常一个人是不行的.，两个人换换肩都要挨到天黑。邻居那位五妹跟我同班同学，但她书念到五年级就歇了，早早招回上门女婿。我是在她的身上略略知道，生活给与人的，无所谓公平。正是因为懂得了生活里有残酷，我感激母亲，她以坚韧给我们创造机会。

如今，圩里人家的生活早已大变样。种田有机器，圩堤的整修，也在一九九八的洪水后，由政府出资，圩堤内侧修了水泥防洪坡，圩堤外侧植上草坪，水土流失小了，无需年年修修补补。烧锅的柴火也被液化气取代。邻居五妹的一双儿女读中学了，我是他们的老师，在他们的眉眼间，看见他们母亲当年的单纯。

幼年时代经历的艰难，只是我记忆里的一抹淤痕，已经越来越淡。撤乡并镇时，木闸乡并于牛头山镇。也许若干年后，曾经明显带有地域卑微的概念———圩里人，会渐渐地在人们口头上消失。外公外婆过世多年，他们长眠在那密密匝匝长满柴禾的山上，可以看得见这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