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牛车打我家门前过散文随笔

“花牛车”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山屯里的人对大客车的叫法，就像管摩托车叫“屁驴子”、管自行车叫“洋车子”一样。那时的汽车，几乎都是单一的深蓝色，唯独大客车的车身上带有彩色的条块，因此，山屯人管它叫“花牛车”就不足为怪了。花牛车打山屯里经过，我们这些小小子们常常追着喊：“花牛车，真不赖，没有车头跑得快。人坐里，货放外，不是亲戚别下来。”

我们那个山屯，坐落在一个长长的、深深的山沟沟里，山屯很小，小得仅有二十几户人家。山屯人祖祖辈辈视土地为命根子，盖房子、圈院子生怕占了好地耽误种庄稼，都是见缝插针似的绕着山边选房场。山屯的新老宅院，没有一个建在土质肥厚的耕地里，都在依山朝阳的地方零散错落地分布着，东西看不成行，南北看不成趟，没有大屯子的气派。

就是这么一个小山屯，偏偏有一条省级公路打这穿过。如果没有这条路，我们那个小山屯简直就是个憋死牛的地方。这条沙石路就在我家门前，虽叫省级公路，但在我记事时，路上行驶着的，几乎是清一色的鞍山钢铁厂分矿山拉锰矿石的车。那些车还是早些年从苏联进口来的，日日“隆隆”地往返着，每辆车路过，都会扬起浓浓的沙尘，那沙尘宛如一条狂舞的长龙，久久不散。

有时，我们这些小小子们戴着艾蒿编成的圆圈小帽，手里握着青蒿杆编的匣子枪。趴在路边的沙堆旁，等待拉矿车的到来。一阵“隆隆”轰响之后，我们端着“双匣子”，一起冲进沙尘之中，像电影中的游击战士一样，冒着“硝烟”向远去的“敌车”射击。几个回合下来，我们的形象，就被各自的大人们狠狠地骂成了“土驴子”，弄不好，屁股上还要挨上两脚。

有时玩过了头，我们就开始作妖了，就真的把拉锰矿石的车当成了“敌车”。我们藏在山坡上的荆条丛中，每人的身边都摆着一堆硬硬的、不大不小的黄土坷垃。拉锰矿石的车路过的时候，我们中的“头儿”就一声令下，黄土坷垃就被“嗖嗖”地撇出去，打得拉锰矿石的车“叮叮当当”地响。开车的司机会无奈地一个急刹车，吓得我们这些“土八路”赶紧往山上跑。下车的司机知道车挨的是土坷垃，没啥事，对我们只是吓唬吓唬，根本不去追。别说，这虚张声势的吓唬，对我们这些山屯的孩子来说，还真的管用。这样的游戏，我们就轻易不敢再玩它了。

在这公路上跑着的汽车中，最吸引我们的，就是一天只能见两次面的花牛车。那辆花牛车是从一个叫“锦西”的城市通往一个叫“六家子”的农村的往返客车。我常常呆呆地站在家门口，望着花牛车来去的方向，默默地想象着锦西那座城市该是个哈样呢？我想，那里一定有高楼，有火车，有新华书店，有动物园……那里的人们一定都骑洋车子，都戴手表，都吃大米白面，都喝自来水……想着想着，心里就不免萌生一种想坐花牛车、想到锦西那座城市看一看的念头。于是，我就打心眼里羡慕那些坐花牛车的人。然后，我就暗暗地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坐花牛车，一定要到锦西去看一看。

那年初冬的一天，花牛车偏巧在我家的门前爆胎了，坐车的人都下了车等着司机换上备胎。那辆花牛车是从锦西方向开过来的，坐着三十多人。我赶紧从家里跑出来，悄没声地溜到了蹲在路边等着换车胎的人群前。我感觉，那些人的相貌都像锦西那个地方的人，在我的心里，似乎只有具备了和锦西那个地方的人相同的条件，才有资格坐花牛车，才有资格到锦西去看一看。

忽然，我看见人群中有一个妇女，给一个比我小不多少的女孩子扒一个金黄金黄的像苹果似的东西，里面的瓤儿一瓣一瓣的。小女孩一定是那个妇女的女儿，很是乖巧地吃着她的妈妈给她扒出来的瓣瓣。我那时都七岁了，还是第一次看到那东西。花牛车换好了车胎开走后，我像宝贝似的捡起了那个女孩扔下的红皮，忙三火四地就跑回了家里。

母亲告诉我，那是橘子皮，橘子、香蕉都是南方产的水果，很好吃。我问母亲，那些南方产的水果，锦西都有卖的吗？母亲的回答是肯定的。捡回那个橘子皮，我和妹妹经常闻一闻，那香甜的味道，就是特殊得很，咋闻也闻不够。于是，我就对妹妹说，等哥哥长大了，一定坐着花牛车到锦西去，买回几个与坐花牛车那个女孩吃的一样一样的大橘子来，让你好好尝尝。跟妹妹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禁不住地直咽口水。

读小学四年级的那年夏天，我突发奇想，在家门前的公路边，卖起了井拔凉水。我把我们家的木头小饭桌搬出来，拎一桶刚刚从我家深水井里拔上来的哇凉哇凉的井水，摆上一个带把的搪瓷缸子。我在一张图画本的纸上，用蓝色的蜡笔写着：过路人喝水，一杯一分钱。我把这张纸，用石头压在木头桌上。这一被山屯人看成是小孩过家家似的举动，第一天就开张了，买水喝的人，就是坐花牛车的人。那天，那辆花牛车在我的小木桌前停下来，下来的人，都是想喝水的人。那些人大大方方地掏出钱来，买我的井拔凉水，还不住地说好喝。喝完了，还怪怪地望着我，说些这么小的孩子就知道卖东西，实在是有意思之类的话。那一天，我竟奇迹般地卖了一毛七分钱，我成功了。

以后，我又把家里的黄瓜、李子啥的摆在公路边，来吸引花牛车停下来，让坐花牛车的人买我的东西吃。有的时候，我摆出的东西还真不够卖，也有的时候，摆出的东西是咋拿出去的，还得咋拿回来。不知不觉中，我家门前的公路边，成了我们那个山屯的小卖场。如今，那里已经是我们那个山屯的小卖部了，过往的车辆还常常在那里停下来。

一九七六年的正月初四，那辆日日从我家门前路过的花牛车，在我们那个山屯的头道沟，发生了令人惨不忍睹的.劫难。那一天，正是我爷爷六十六岁的生日。我们家，还有叔叔家、两个姑姑家，总共四个家庭的二十多口人一同相聚在爷爷家，给爷爷过六十六岁的生日。大家正在喝酒吃饭时，就听见有人喊花牛车在头道沟翻车了。喊声就是命令，我们一大屋子的人马上都撂下了碗筷，一齐向不远处的头道沟跑去。

头道沟路边的深沟里，那辆花牛车车轱辘朝天停着，哭声、喊声撕心扯肺。当时，我的父亲是我们那个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叔叔是人民教师，大姑父是一个国营工厂的工人，老姑父是另一个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在劫难现场，他们主动地扮演起了抢救伤员指挥者的角色。

车倒扣着，遇难的乘客几乎都是头朝下地揻在车厢里。我的父亲声嘶力竭地喊着，指挥着参加营救的男人们采取各种措施，快速进入车厢去营救遇难人员。女人们负责在车外接送并照顾伤员，我们这些孩子们则给女人们当帮手。

车上已经有人死亡，现场到处是鲜血。可我们这些头一次见到那惨景的孩子们，也不知道哪来的那股子邪劲，在忘我投入抢救战的大人面前，丝毫没有胆怯。我们甚至在公路上排成了人墙，所有拉锰矿石的车都被我们截下拉伤员，不拉伤员的车，一个也不让过。

当花牛车里最后一个男伤员被救出来时，整个救援过程历时一个多小时。除六个人因伤势过重当场死亡外，救出的四十多名伤员都被及时送去了医院。当花牛车的单位赶到时，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结束了。

我们这一大家子二十多口人，几乎是人人带着血迹回到家里的。在这场一个多小时战斗中，我们这一大家子是绝对的主力军。男人们是好样的，女人们是好样的，我们这些孩子们也是好样的。我的父亲喊哑了嗓子，大姑把呢子大衣给一个女重伤员穿走了，我则是截车孩子帮的头头。那一天，爷爷说他过了一个最有意义的生日。

也就是那一天，十四岁的我忽然领悟到，坐花牛车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如果我真的有了能坐花牛车的那一天，一定要好好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