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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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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时期,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开“写作与欣赏”课,别的大学的学子也有来听的,子诚便是其中的一个。他爱写散文,偶作诗,每请我看。而我,也每在课上点评之。由是,关系近好。
  
  子诚的家,在西南某山区的茶村。今年清明后,他有几天假,约我去他的老家玩。我总听他说那里风光旖旎,经不住动员,成行。
  
  斯时茶村。远近山廓,美轮多姿。树、竹、茶垅,浑然而不失层次,绿如滴翠。
  
  翌日傍晚,我见到了徐阿婆。
  
  那会儿茶农们都背着竹篓或拎着塑料袋子前往茶站交茶。大叶茶装在竹篓,一元一斤,芽茶装塑料袋里,二十元一斤。一路皆中年男女,络绎不绝。
  
  子诚与一老妪驻足交谈。我见那老妪,腰板挺直,满头白发,不矜而庄。
  
  老妪慢慢离去,我问子诚她的岁数。
  
  “83了。”
  
  “83还采茶?!”
  
  我不禁向那老妪背影望去,钦佩之。
  
  子诚告诉我—解放前,老人家是出了名的美人儿。及嫁龄,镇上乃至县里的富户争娶,皆拒,嫁给了镇上一名小学教师。后来,丈夫因为成分问题,回村务农。然知识化了的男人,比不上普通农民那么能耐得住山村的寂寞生活,每年清明前,换长衫游走于各树“说春”。“说春”就是按照黄历的记载,预告一些节气与所谓凶吉日的关系而已。“说春”,基本上是以唱代说。不仅要记忆好,还要嗓子好。她的丈夫嗓子也好,还有另一本事,便是脱口成章。于是,使人们开心之余,自己也获得一碗小米。在人们,那是享受了娱乐的回报。
  
  不久农村开展“破除迷信”运动,原本皆大开心之事,遂成罪过。丈夫进了学习班,“说春人娘子”一急之下,将他们的家卖到了仅剩自己穿着的一身衣服的地步,买了两袋小米,用竹篓一袋一袋背着,挨家挨户一碗碗地还。乡亲们过意不去,都批评她未免太过认真。她却说:“我丈夫是‘学知人’,我是‘学知人’的妻子。对我们,清名重要。若失清名,家便也没什么要紧了。理解我的,就请将小米收回了吧!”
  
  我问:“现在她家状况如何?为什么还让83岁的老人家采茶卖茶呢?”
  
  子诚说:“阿婆得子晚,六十几岁时,三十几岁的独生儿子病故了。从那以后,她一直一个人过活。七八年前,将名下分的一亩多茶地也退给了村里。”
  
  “这么大岁数,又是孤独一人,连地都没了,可怎么活呢?”
  
  “县里有政策,要求县镇两级领导班子的干部,每人认养一位农村的鳏寡高龄老人,保障后者的一般生活需求,同时两级政府给予一定补贴。”
  
  我不禁感慨:“多好的举措。”
  
  不料子诚却说:“办法是很好,多数干部也算做得比较有责任。但阿婆的命太不好,偏偏承担保障她生活责任的县里的一位副县长,三年前被判了重刑。”
  
  我又失语,不复再问什么,只默默听子诚说:“阿婆知道后。如同自己的名誉也受了玷污似的,一下子病倒了。病好后,开始替茶地多的人家采茶,一天采了多少斤,按当日茶价的五五分成。老人家眼力不济了,手指也没了准头,根本采不了芽茶,只能采大叶茶了,早出晚归,平均下来,一天也就只能挣到五六元钱。她一心想要用自己挣的钱,把那副县长助济她的钱给退还清了。”
  
  “可……这……难道就没有人告诉老人家。她完全不必那样做吗?”
  
  “许多人都这么劝过的,可老人家她听不进去啊。”
  
  还不待我再说些什么,问些什么,子诚的一句话,使我顿时又失语了。
  
  他说:“今年年初,老人家患了癌症。”
  
  我,极愕。
  
  “几乎村里所有人都知道了。她自己也知道了。不过,她仍然早出晚归地采大叶茶。”
  
  那天晚上,我要求子诚转告老人家,有人愿意替她“退还”尚未“还”清的一千二三百元钱。
  
  子诚说:“转告也是白转告。”
  
  我恼了,训道:“明天,你必须那么对她说!”
  
  第二天,还是傍晚时,我站在村道旁,望着子诚和老人家说话。才一两分钟,二人的谈话便结束了。老人背着竹篓,尽量,不,是竭力挺直身板,从我眼前默默走过。
  
  子诚也沮丧地走到了我跟前,嗫嚅道:“我就料到根本没用的嘛。”
  
  “我要听的是她的原话!”
  
  “她说,谢了。还说,人的一生,好比流水。可以干,不可以浊。”
  
  我不禁再次失语,竟至于,羞愧极了。
  
  以后几日的傍晚,我一再看见徐阿婆往返于卖茶路上,背着编补过的竹篓,竭力挺直单薄的身板。然而其步态,毕竟那么的蹒跚,使我联想到衰老又顽强的朝圣者,去向我所不晓得的什么圣地。有一天傍晚下雨,她戴顶破了边沿的草帽,用塑料布罩住竹篓,却任雨淋湿衣服。
  
  那曾经的草根族群中的美女,那83岁的、身患癌症的、竭力挺直身板的茶村老妪,又使我联想到古代赴往生命末端的独行侠。似乎,我倾听到了那老妪的心声:清名、清名……反反复复,仅此二字而已。
  
  不久前,子诚打来电话,告诉我徐阿婆死了。
  
  “她,那个……我的意思是……明白我在问什么吗?”
  
  我这个一向要求学生对人说话起码表意明白的教师,那一时刻语无伦次。
  
  “听家里人说,她死前几天还清了那笔钱。老人家认真到极点,还央求村支书为她从县里请去了一名公证员。现在,有关方面都因为那一笔钱而尴尬。”
  
  我又说不出话来,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放下电话的。想到我和子诚口中,都分明地说过“还”这个字,顿觉对那看重自己清名的老人家,无疑已构成了人格的侮辱。
  
  清名、清名……
  
  这一旦在乎反而累人自讨苦吃的东西呀,难怪今人都避得远远的,唯恐沾上了它!
  
  我之羞愧,因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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