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准备好了吗
在科技更加发达的今天，站在病毒面前的我们，更安全了吗？
答案可能恰恰相反。
2018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健康与安全研究中心发布研究报告——《应对全球灾难性生物风险的技术》。报告的作者之一、该中心传染病学专家阿米什·阿达加说，人类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灾难性生物风险事件频发的时期。
这个判断不断被印证。2019年9月，由世界银行和世卫组织共同召集建立的全球防范工作监测委员会发布《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全球突发卫生事件防范工作年度报告》（下称《年度报告》）。报告指出，2011年至2018年，世卫组织在172个国家和地区追踪了1483次传染病事件，包括“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寨卡病毒等。
“这些疾病预示着高影响力、潜在快速传播疾病的新时代的来临。这类疾病更加频繁地暴发并且越来越难以控制。”《年度报告》认为，世界正处于地区或全球灾难性传染病及大流行病暴发的高危之中，如果暴发，不仅会造成生命损失，还可能颠覆经济秩序，造成社会混乱。
作为高风险病原，病毒尤其值得关注。
如果说病毒的进化就像在积攒火药，需要导火索才能引爆，那么在现代社会，无论是人口增长、环境恶化，还是人口频繁流动、技术滥用风险增高……导火索变得越来越多。
更快、更挤、更危险
800万年前，非洲，一只黑猩猩由于捕食红顶白眉猴和大白鼻长尾猴，感染了猴子身上的一种病毒，很快，病毒开始在黑猩猩之间传播。
几个世纪以来，喀麦隆的猎人捕食黑猩猩，也不时会被这种病毒感染。但在20世纪以前，这些猎人远离人群，病毒没能感染更多人。
20世纪初，非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部原本疏落的聚居地迅速发展成万人以上的城市，人们从村庄大批迁移到城镇，同时带去的还有病毒。在人口稠密的贫民窟，它们迅速传播。20世纪中叶，这种致命病毒已经走出喀麦隆，降临刚果。随后，被感染者沿河流和铁路向非洲中部其他城市迁移，到1960年，病毒的脚步已经横贯整个非洲大陆。
随着刚果独立，在刚果工作的海地人重返祖国，病毒也传播到海地。到20世纪70年代，海地移民和美国游客把这位“杀手”带到了美国。当科学家终于在1981年发现这种病毒时，它已潜伏于全球，继续感染了6000万人，并让其中一半人失去生命。这就是造成艾滋病的HIV病毒。
在全球化起步阶段，艾滋病病毒从喀麦隆传遍全球历经了半个世纪。而在全球化、城镇化加速的今天，病毒的扩散、感染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20世纪末，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共识：传染病造成的危险，是单个国家无法应对的。美国公共卫生问题专家劳里·加勒特在《逼近的瘟疫》一书中写道，“非典”疫情预示着一个新时期——传染性致病微生物全球流行时期的到来。
如今的世界，人口更密集，交通更迅捷，也可能更不安全。地球上的人口在过去的50年间翻了一倍，人口密集的城镇大量涌现，污水、垃圾……污染滋生着病菌。一旦发生传染病，将有更多人被迅速传染。
地理隔离曾是防止传染病扩散最古老、有效的方法，也一度在传染病出现的早期赋予了人类宝贵的“宽限期”，可以及时防堵。但从波音747飞机打破洲际隔离开始，地理隔离逐渐因为高速交通系统的发展被打破。人流高效转移的同时，病毒也在迅速传播。
“非典”暴发的2003年，中国春运期间的全国旅客运量为18。19亿人次。随着“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逐步完善、“村村通”硬化路的大量修建，2019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达29。9亿人次。研究者认为，更庞大的春运客流和更稠密的交通網络，在数量和结构上都使新冠肺炎疫情比“非典”更容易渗透到全国。
曾被山海阻隔在世界另一端的新兴病毒，如今离我们只有一班飞机的距离。上万机场和每年46亿人次的全球航空客运量，让病毒可以降落到世界任何一角，且最长不超过36小时。
2017年，安哥拉和巴西黄热病流行，黄热病毒被一名从安哥拉回国的工人带入中国；几乎同时，裂谷热病毒被另一名归国人员带入中国……这些事件的发生说明，人类越来越难预料下一次新发和再发传染性疾病的暴发，以及病原的身份种类、出现的时间和地点。
150万种风险
来自黑猩猩的艾滋病病毒、来自禽类的禽流感病毒、蝙蝠带来的冠状病毒，无一不在提醒我们，大多数恶性病毒传染病都是野生动物体内的病毒“跨界”传染给人类的。
《自然》杂志曾在2008年做过统计，新出现的传染病中，有60%是人畜共患，其中72%又是以动物为宿主的病原体引起的。
随着野生动物栖息地被人类不断侵占，人类与带病毒动物间的物理距离正在缩小，病毒从动物到人的“溢出效应”正在加速。
曾在委内瑞拉西北部暴发的出血热，原宿主就是当地丛林中的棉鼠和藤鼠。由于当地居民大规模开发农田，它们失去栖息地，被迫在新建的农村社区中与人类接触，很快将随身携带的沙粒病毒传染给人类。
在马来西亚，人类的活动范围加速扩张，当地人把养猪场建在了蝙蝠的栖息地旁。蝙蝠吃水果，水果被蝙蝠携带的尼帕病毒污染后掉到猪圈，猪吃后染病，最终把病毒传染给了人。
据研究者估算，大约还有150万种未被发现的病毒在野生动物中流行传播。
描写埃博拉病毒缘起的《血疫》一书写道，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与对自然的大规模开发，我们似乎闯入了一个神秘黑暗的禁地，那些原本与人类相安无事的病毒，由于其原本的动物宿主被消灭，或者被当作人类维系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物资源，因此，选择了人类作为新的宿主。
警惕“杀手”复活
2017年，加拿大艾伯塔省的一家实验室中，一个科学團队将重叠性DNA片段拼接在一起，人工合成了一种病毒，随后发表论文对制作方法进行了介绍。
没想到，这引起了轩然大波。被合成的马痘病毒，与在1980年宣布已被根除的致命性天花病毒存在亲缘关系。一种担忧萦绕人心，科研人员制造这种病毒并附带“说明书”的行为，是否可能降低其他人制造天花病毒的门槛，让“杀手”复活？
高风险传染病的病原体，并非一定来自自然。《年度报告》认为，随着科技特别是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致病微生物也可能在实验室中被研发和制造出来。
例如“功能获得性研究”，就是通过在实验室中人为增加病原体的毒力、易传播性或宿主范围，以研究病毒特性或评估新兴传染病。这类“双刃剑”研究，一直伴随着科学伦理和风险的争论。
甚至一些病毒并不需要被特意制造。就在20世纪世卫组织宣布人类已消灭天花的同时，多个实验室里仍储备着用以研究的天花病毒，一旦有人将病毒释放，局面会再次反转。特别是，人们现在已经不再接种天花疫苗，对这种病毒的免疫力正在减弱。
此后，世卫组织要求所有天花病毒都要送到其批准的两所实验室中。但就在2014年，并非上述两所实验室的美国马里兰州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学家在打包一间实验室的物品时，发现了6只20世纪50年代遗留的小瓶子，里面竟装着天花病毒。在世卫组织的天花清扫中，它们被忽视了。人们意识到，病毒失控甚至可能不需要复杂的过程。
《年度报告》认为，传染性微生物有可能偶然泄漏，其后果等同于自然流行病暴发，甚至更严重。而微生物被故意释放则将使疫情防范工作复杂化。
“新发或再发传染性疾病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背景下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小理等人撰文指出。
社会和生态环境、科学技术等因素使我们离病毒越来越近，而国家安全、公共政策设计等问题，也带来类似风险。例如，2019年，日本政府以加强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生物安保、开发诊断试剂为由，首次引入埃博拉病毒和其他4种致命病毒。
世界做好准备了吗
“面对快速变化的致命的呼吸道病原体大流行病，世界并没有做好准备。”《年度报告》说。
2019年10月，来自20多个国家与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撰写了一份题为《全球健康安全指数》的报告（下称《指数报告》）。《指数报告》根据预防、疾病监测和报告、快速反应、医疗系统、国际规则承诺、环境危险度6个类别，评估了195个国家预防、发现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在66。7分以上即被认定具有较强危机应对能力的标准下，这195个国家的平均得分仅为40。2分，其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分也只有51。9分。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为重大传染病或流行病的暴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指数报告》写道，各国预防、发现和应对这类重大疾病暴发的能力存在严重缺陷。
在这个全新的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失守，都可能带来世界范围的连锁反应。
从资金支持来看，《指数报告》显示，尽管86%的国家将地方财政或捐助资金投入健康安全建设，但少有国家从国家预算中拨款，用于整体评估、解决健康安全漏洞并制订行动计划。
从生物安全来看，《指数报告》指出，至少75%的国家在应对全球灾难性生物风险相关指标上得分较低，最薄弱的地方之一是，忽视对可能增加知识但也可能损害公众健康和安全的“双刃剑”研究的监督。
从技术水平来看，“目前国际社会尚不具备在数月内研制针对新型病原体的疫苗与药物的能力。此外，以微生物法医学的发展现状，尚难以可靠地将传染病大流行回溯和归因，这表明了当前防范性质的科技发展的滞后性。”王小理指出。
从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王小理等人认为，围绕先进生物技术的国家间地缘经济竞争，加剧了建立可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国际准则的挑战。例如，自《遗传资源的获取与公平公正地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实施以来，对疾病的监测和应对至关重要的生物样本的国际分享系统却在弱化。
从防范体系来看，《年度报告》指出，国家和地方疫情防范计划工作往往缺乏有效的“全政府”和“全社会”方针；疫情防范工作中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国家卫生应急预案协调机制尚不完善，应急机制应扩大到卫生系统以外的部门，但197个国家和地区的归口单位中，只有4个设在卫生部以外……
《年度报告》写道：“长期以来，在大流行病方面，我们任由恐慌和忽视循环往复——当存在严重威胁时，我们加大努力；当威胁减弱时，我们很快将其抛诸脑后。早就该采取行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