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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领导人在美欧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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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可能正进入一个强势领导人密集登场的新时代。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除了口无遮拦,咄咄逼人的强势风格是他的突出特征。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国会质询时那张愤怒的脸,很容易让人把她与“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联系在一起。温和如邻家大妈的德国总理默尔克,近来也会时不时展示强硬的一面。
  
  1992年,美国共和党人帕特·布坎南在那年的总统竞选中主打民粹牌,主张建隔离墙阻挡墨西哥非法移民,大幅提升关税以保护美国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停止对外援助,把美国大兵从海外撤回本土。当时美国中产们对全球化的感觉如沐春风,布坎南的那些言论如刺耳的噪音,其总统梦最终止步共和党初选。
  
  时移势易。2016年的总统选举,布坎南的那些主张几乎被特朗普照单全收,但结果却完全不一样。自那以后的全球化,导致美国低端制造业外流,留守本土的不多的工作机会,大多也被更能吃苦耐劳的移民抢走了。原因并不复杂,危机感是孕育强势领导人的沃土。
  
  危機感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更深刻的还在于身份认同上。默克尔禁止穆斯林女性穿戴“遮面长袍”,因为她认为这种长袍是阻止穆斯林女性融入德国社会的障碍。在如今的欧美国家,为何肤色不同、鼻子形状不一样,不会招致反感?因为这些差异,不像某些独特的着装那样显性地突出了身份认同中的“他者”——异于西方主流道德标准、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印象。
  
  美国学者凯恩·斯坦纳有这样一个观点,威权主义并不是一个稳定的人格特征,而是人们在感知到威胁时,而表现出的不宽容的心理倾向。当然,她这里所论述的威权主义,无关政治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特朗普当选总统,反映了美国选民心中的威权主义倾向。换句话说,出现强势领导人,更像是使命的召唤。
  
  美国学者乔森纳·威勒和马修·迈克威廉姆斯,在美国大选期间做了一项调查研究。他们发现,倾向于威权主义的选民,对特朗普的评价更正面,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并不是支持还是反对特朗普的明显界标。
  
  美欧主流社会中的宗教情结,也是召唤强人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历史上,不少政治人物都会借用圣经中“末日之后,就是重生”的隐喻。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时期,就曾把对奴隶制的斗争,比作“末日大审判”。但特朗普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自己视为带领美国人走出苦难的“摩西”。
  
  去年8月,美国学者贾斯汀·格斯特做过一项有趣的实验性调查。在这项实验中,他假定美国有一个除了共和党、民主党之外的第三党。这个党主张坚决阻止大规模移民、为美国工人提供工作、捍卫美国的基督教传统、遏制伊斯兰威胁。在假定的投票中,这个保守、排外的第三党得票率高达65%。
  
  这项实验的结果,能很好地说明为何特朗普能突破共和党建制派的围堵,并成功击败民主党问鼎白宫。美欧社会积累的沉疴,病因类似,而且也没有能药到病除的良方,对“拯救者”的召唤将成为常态。涌现更多的“特朗普”,也将成为美欧政治中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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