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彝族兄弟

2015年9月，刘绍华的著作《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在内地出版。这部书耗费了她10年的心血，包括长达20个月的田野调查和一整年的蹲点。2004年年底，刘绍华背着行囊独自进入凉山，进入彝族人口聚居的“腹心地带”——昭觉县一处高山盆地做蹲点。这个被她化名为“利姆”的彝族乡镇，是二十世纪初凉山地区海洛因、艾滋病疫情的“震中”。
　　
　　1995年—2005年
　　
　　猜火车和“成年礼”
　　
　　26岁的木噶是第一个主动和刘绍华打招呼的彝族青年。很快，这个热情能干、见过世面的小伙子成为她的朋友、弟弟，以及田野调查的重要帮手和翻译。到后来，木噶的家人、兄弟、朋友也都成为刘绍华在当地的准“家人”和重要报导人。
　　
　　17岁时，木噶和同伴们第一次跑到成都“耍”，然后又去了西安、北京。在北京，他开始吸毒，并因偷盗被抓，判劳教一年。
　　
　　自80年代起，利姆的彝族年轻男子就开始加入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千万大军。他们设法步行穿越140千米长的山路，到达邻近的越西县普雄镇。在那里，跳上一节马上要开动的慢车，去往外面的世界。
　　
　　和那些进城打工赚钱的汉族农村青年不同，他们多半没有明确的目的和计划——“找乐子，进城耍一耍”是主要的动因。再加上他们多数不识字，不会讲汉语，缺乏汉族的“经济理性”，很难在城市里成为雇佣劳动力，或者做成小生意。
　　
　　急速发展的都市的繁华，令这些从闭塞的大凉山来的彝族青年耳晕目眩。“有钱就好耍，没钱就不好耍”，当身边的一点盘缠用完后，“摸包包”、偷抢扒窃成为他们在城市游荡、探险的主要生存手段。劳改、入狱成了家常便饭。有意思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监狱里学会说汉语。
　　
　　1990年代，中国开放边境贸易，海洛因等毒品流入邻近“金三角”的中国西南地区。在都市流动的彝族青年中，吸食海洛因成为一种时髦消遣——一方面，这是口袋有钱才吸得起的“奢侈品”；另一方面，它也缓解了他们离乡背井带来的压力、疼痛，有助睡眠，以最便捷的方式给他们带来幸福、安逸和满足的幻觉。
　　
　　最初，他们把这种白色粉末叫作“Yepi”——即彝语中的“鸦片烟”。1950年代之前，Yepi是只有土司和黑彝贵族们才用得起的“好东西”。他们也把海洛因当作颇有面子的“好东西”，用来招待朋友，酬谢贵客。
　　
　　1996年，英国导演丹尼·博伊尔拍了一部引起争议的电影——《猜火车》。影片描绘了一群爱丁堡地区的无业青年，他们整日无所事事，到处游荡，吸毒、嗑药、偷窃，“无恶不作”。
　　
　　“我认识的这些彝族青年和他们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年少轻狂，他们就是要找滋味、找意义嘛，他的生命需要找一个意义，让他感觉他活着，他为什么活着。只是他找意义的方式，和我们这些从小一直读书、走乖乖牌的人找的路径不一样。但其实，我们在青春时期都在找意义。”
　　
　　在刘绍华眼中，这是理解木噶们的一个关键。“没有人会主动走到那个坑里去。他在寻找生命意义的时候，不小心就掉进去了。”
　　
　　海洛因价格昂贵，这些成瘾的彝族青年大多采用一种更为便宜的方式——静脉注射。最终，彼此共用针头导致了艾滋病的传播和扩散。
　　
　　1995年，中国政府开始在监狱与勒戒所强制抽取吸毒者和毒贩的血液，以检测艾滋病毒。同一年，凉山地区发现首例因注射海洛因感染艾滋病的彝族青年。
　　
　　凉山谚语说：“野鸡也要回家。”无论外面的花花世界有多么精彩眩目，这些游荡在外的彝族青年平均每三四个月返家一趟。他们也把毒品、艾滋病带回了故乡。1990年代初期，在利姆，这些回乡青年在大庭广众之下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吸食海洛因。
　　
　　1995年至1999年间，海洛因在利姆的泛滥达到顶峰。1997年，利姆通报第一例艾滋病感染案例。90年代末期，因为海洛因引发的艾滋病传播，这里成为凉山艾滋病“重灾区”。
　　
　　90年代中期，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后，彝族民间的“家支”和当地警方差不多同时投入扫毒、禁毒工作。2002年后，中央政府和国际援助机构合作的项目开始进入凉山地区。
　　
　　在书里，刘绍华记录下木噶和他3位表兄弟（马海古者、马海布都、贾巴曲铁）青春游荡、吸毒和戒毒的故事。大哥古者在“中英项目”中被查出感染艾滋病，继续外出当包工头，2009年病重被带回凉山，不久病逝；布都一再沉湎于毒品，继续在外头惹事生非；沉默内向的曲铁在家乡戒毒后，忍不住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多次外出打工。
　　
　　出身“毕摩”（彝语，即传统信仰中的祭司和仪式治疗者）世家的木噶，是表兄弟里头戒毒最为成功和彻底的一个。2003年从北京戒毒归来后，他叫上表弟曲铁，两人打鸡，以名字发誓不再吸毒，然后一同喝下鸡血。他对动物血液背后的力量心怀敬畏。
　　
　　每次回乡，木噶都要举办“毕摩”仪式祈祷平安。
　　
　　在一次聊天中，刘绍华问几位兄弟：当年和他们一同外出游荡、探险的同伴有多少已经不在人世了。
　　
　　其中一位板着手指，数落着他所在的家支1995年到2005年中死去的年轻人。他给出的数字是99个。“都是最聪明、长得最好的，但都不识字。有打针死的、被打死的，也有失踪七八年不知下落的。”
　　
　　2015年9月：“消失”的群体
　　
　　在21世纪头10年初期，凉山有超过四成的吸毒者成功戒毒。这些摆脱海洛因的幸存者终于走完了他们的“成年礼”，以各种方式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有的回到凉山，有的继续在城市里寻找机会。
　　
　　刘绍华的兄弟中，常年在成都谋生的只剩一个。“以前在成都做包工头。现在也没机会了，没有很固定的职业或者生意，有什么机会就做什么。”
　　
　　“当都市经济越来越制度化、产业化，营业需要登记，一切纳入纳税的制度系统里，这些人的路途也越来越少了。”她说，“因为他们不可能受雇了。很多人当年即使没有得艾滋病死掉，也染上了肝病。你让他们去做重体力的事情，也已经不行了。”
　　
　　3年前，刘绍华曾回凉山看望兄弟们。从木噶和他的朋友那里，她得知一些近况：一些当年靠贩毒致富的年轻人已金盘洗手，里头混得好的，在成都开起了廉价彝族餐馆，手头有了一些钱，在商量着准备去香港旅游。
　　
　　“惟一不变的，就是继续把大把银子花在和兄弟们的吃喝玩乐上。”刘绍华无奈地说，“他们还是把兄弟间的情谊放在夫妻关系之前。”
　　
　　刘绍华最近一次回凉山是2012年。在她参加的一场葬礼上，她发现一些老年妇女穿着年轻女性的服装在迎接宾客。“因为，大部分女孩都出去了，有的跑到广东去打工。变化很大，她们有点儿像早年汉区的移民打工妹的模式。”
　　
　　90后、00后一代的彝族青年们陆续走上了打工之路——去往广州、东莞等珠三角的工厂。“不再餐风露宿了，不再像过去游荡、偷窃、吸毒，渐渐进入主流。从某种程度讲，也是驯化的开始。”
　　
　　令刘绍华担忧的是，随着这一波外流打工潮，凉山出现了新的问题——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留守老婆、留守老人。“他们现在的处境，已经越来越像汉族农村人口往外走后所面临的家庭问题。”离婚的越来越多，“女人可能去电子厂，男人可能去工地，如果他们不在同一个地方，这样的家庭就可能面临破裂。”
　　
　　“这会是一条不归路吗？”她反问道。像是在问我，又像是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