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发明与经济理性

過去，批评者时常指出，四大发明在中国的应用出现了“变异”，并没有刺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正好和西方相反。
　　
　　比如，西方用指南针开创了大航海时代，在现实世界建立起贸易互通带来的财富创造机制。而我们用它来做罗盘，运用于观测阴阳风水，希望在另一个世界寻求人生的快速致富之道。
　　
　　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苛责古人，技术在发明之后如何运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理性的选择过程，它基于当时各种来自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层面的约束。当你身处一张“大网”之中，你就必须权衡成本和收益。因此，技术在使用方向上的“异化”并不为怪，每个人都是具有经济理性的动物。
　　
　　在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术最为特殊和典型，它在中国的命运是经济理性的最好体现。有意思的是，毕昇于北宋时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毕昇之后到清朝的数百年时间里，活字印刷并未在中国大规模应用，依然是雕版印刷占据主流。为什么？经济理性使然——活字印刷成本太高，收益太低，因此没有市场。
　　
　　首先，汉字被简化之前，字太多了，一本书要用的不同汉字往往在一万个以上。换句话说，有太多生僻汉字的字模，无法通过规模化生产来降低制造成本。而且，字太多还给字模的保存提出了难题，因为活字用完之后必须按照音韵归类存放，以便下次再取字排版。但古时汉字的韵太复杂，归类太费力！
　　
　　比如，北宋官修韵书《大宋重修广韵》竟然有36个声母、206个韵母（含声调）。于是，当时将活字归类存放就是一件很耗费人力的事情。采用活字印刷，书商除了排版，还要在存放时支付极高的人工成本，但雕版印刷只需要支付雕刻成本即可，存放简单。
　　
　　其次，中国的书刊和典籍更适合雕版印刷，而非活字印刷。
　　
　　一个被很多中国人忽略的事实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典籍基本上都是先秦时期的作品。“四书五经”始于先秦，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国读书人再也没有创作出超越“四书五经”的经典。即便是朱熹这样千年一遇的大儒，依然是在注释过去的典籍，而不是彻底的原创。
　　
　　因此，这种“千年不变”的文化书刊市场格局决定了中国的印刷产业一定是少品类、大规模的重复印刷。显然，雕版的成本更低，而且低得多。到了明清时代，市民社会的崛起带动了对话本小说的需求，但雕版印刷依然更适用，因为它可以印出精美的图案，而活字排版没这个本事。
　　
　　因此，雕版印刷从五代时期开始兴盛，一直称霸到19世纪中叶——直到德国人谷登堡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术进入中国。当然，谷登堡是毕昇的“学生”，他受到了中国技术的启发。
　　
　　历史总是让人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