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的沦陷

1911年黄花岗起义，黄兴、方声洞等革命党人所率领的起义军与温带雄所率领的清军巡防营相遇于双门底，其实温亦是革命同志，他进广州城，本为助战而来。当他的这一营走到双门底，与臂缠白布的十来个革命党人相遇，他和部下用广东话高喊“兄弟，兄弟”，可惜方声洞是福建人，不懂粤语，不知对方在说什么；且见他们是清军的装束，臂无白布，便举枪射击，打死了温带雄，温带雄的部下还击，打死了方声洞等人，朱执信负伤。这场误杀，被视为此役之转折，“消灭了这次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的成功机会”。
　　
　　粤语之误，这不是头一回。温带雄的乡贤梁启超，当年觐见光绪皇帝，他一口广东官话，把“考”说成“好”，把“高”说成“古”，皇帝听了半晌，还是一头雾水，“口音差池”，语言隔阂，梁启超纵有天大的才华，却说不到皇帝的耳朵眼里，最后只落得一个“赏六品衔，奉旨办译书局”。
　　
　　这两则关于粤语的史事，并非毫无来由。多年以来，“弱化粤语”、“废除粤语”的主张一直阴魂不散，而今终于化作一地冰冷的刀光。广东省政府出台《广东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于2012年3月1日起实施。《规定》称，广东省内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及其网络音、视频节目将以普通话作为采访、主持的基本用语；使用方言播音的，须经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门或者省广播电视电影部门批准。这大抵可视为粤语与普通话之争的一个转折点。
　　
　　不止粤语命运如此，大多方言，如今都在刀口之上苟延残喘。普通话军团攻城略地，办公室、教室、电视等都已经沦为它的领地；方言保卫战屡屡打响，力图婴城固守，却挡不住普通话的暴力轰炸，城墙的基石都被炸成了碎屑。小孩子不会说方言，年轻人不愿说方言，就连我六十岁的父亲，都开始学说普通话。僵硬的发声粉碎了温暖的乡音，不觉令我怅然久之。
　　
　　普通话对方言的围剿，有一场标志性的胜利，即在红色影视剧里，原本一口乡谈的伟大领袖，忽然说起了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这不仅是普通话对方言的僭越，更是现实对历史的僭越。因为普通话不仅是一种语言，更是一种权力，它的背后，潜伏了公权力的治理术：通过规范国人的语言，以规范国人的精神。在权力的规制与压迫之下，领袖的口音可以被随意篡改，历史的面目可以被随意涂抹。方言，因其处于普通话话语的对立面，被迫沦为这一场权力战争的牺牲品。
　　
　　普通话与方言的战争，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化约为中央与地方的战争，正统与异端的战争。所谓语言之争、文化之争，从来只是表象。由此正可解释为什么会以政府令的形式推行普通话。尽管《规定》为方言播音留出了缺口，然而这并不代表方言可以自由出入，出关的通行证仍然掌握在公权力（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门与省广播电视电影部门）手里。直言之，《规定》的意图，便是将方言话语纳入普通话话语的羽翼之下，而不是置于其对面；将原来的平等关系变成上下关系。普通话高于方言，犹如中央高于地方，正统高于异端。
　　
　　与梁启超、温带雄一样，也许我们都吃过不会说普通话的苦头。在大一统的中国，推广普通话的确有其必要性与紧迫性。但是，我向来反对公权力过度介入普通话与方言之争。说普通话也好，说方言也罢，本是国人的自由，选择权在个人而非政府手上。一言以蔽之，你说什么话，应该由市场决定，而不是由权力决定。个人如此，电视台等媒体亦然。假如受众都是普通话一族，你却坚持使用方言播音，谁会收看你的节目呢，收视率具有充足的力量，决定你的播音语言。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每个地方的方言是否也会沦陷？假如梁启超、温带雄们都学会了普通话，历史会少了许多误会，也会少了许多戏剧性。更不用提，我们的生活，在有且只有一种语言的主宰之下，像一块单调的画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