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父

父亲去世时我没在身边。等我赶到家时，父亲那冰凉的身体已躺在冰凉的床板上。他头戴一顶崭新蓝帽，贴身穿着新秋衣，秋衣外穿着衬衣，衬衣外穿着夹袄、棉袄，棉袄外套着中山装，最外面穿着一件黑呢子大衣。冰凉的父亲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穿着全是新的。
　　
　　我跪在地上，拉着父亲冰凉粗糙的手，抚摸着父亲僵硬瘦削的脸，看着眼前躺着的父亲，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这是我父亲吗？他何时穿戴过这么好的衣装？何时这么体面过？
　　
　　我的印象中，父亲夏天经常穿着一条短裤，割麦打场，拉车扛包，挖地担粪，全是光着膀子。父亲那微胖的肌体，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晒得红里发紫，紫里发黑，黑里发亮。干活时全身挂满汗珠，裤腰被汗水浸湿，肩上搭着一条毛巾，不时地擦着脸上的汗水。父亲夏天不穿上衣，并不是因为没有，只是他觉得那是浪费。庄稼人干活哪能恁讲究？做一件衣服不容易，能省就省。有时连毛巾也合不得用，常常会弯曲着食指，刮一下额头的汗珠弹在地上。父亲生前没有穿过细布做的衣服。到城里买细布，得有布票，布票是发给城里人的。父亲生前穿的衣服全是粗布做的。母亲把棉花搓成卷，把棉花卷纺成线。姥姥把线浆好，坐在那台有百年以上历史的织布机上，“啪嗒嗒”、“啪嗒嗒”，一梭一梭地把线织成布。母亲又把织成的布，一针一线地给我们做成衣服。当农村人种地用上日本产的尿素化肥时，尿素袋成了生产队干部家人做裤子最高档、最时髦的料子。那东西很薄、很软、很轻，又是进口的，社员们根本拿不到。干部家人把尿素袋用土办法染了，两个袋拼在一起，就成了一条裤子。那东西不容易上颜色，土办法染得不均匀，常常深一块浅一块，两个碗口大小的“尿素”字扣在屁股上。走路快了，风把裤子吹得鼓起来，“尿素”便更加显眼。我们也很想要尿素袋，但父亲拿不到那东西。拿不到他不说自己没本事，只是说那东西是装化肥的，穿身上一股尿臊气，难闻，结果一个也没拿回过。父亲一件衣服能穿好多年，常常几年不添一件新衣服。
　　
　　父亲现在死了，他大概没有想到，在去往另一个世界时，能够穿上这么多、这么好的衣服。
　　
　　父亲被装殓后，棺材停放在大门外搭的灵棚中央。乡亲们拿着孝布、纸扎、供品，络绎不绝地前来祭奠。晚上，母亲带我们守在父亲灵前。棺材里，躺着勤劳又苦命的父亲。躺着父亲的棺材，将要被埋入黄土。父亲、我们和黄土地，原本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黄土地上生育了父亲，父亲在黄土地上又生育了我们。现在，父亲又倒在了黄土地上，黄土地又要将父亲和我们永远地分离。这种冷酷无情，带给了我们无尽的无奈和悲伤。父亲的一生都在黄土地上生活。黄土地也带给了父亲太多的苦难和艰辛。
　　
　　父亲生于1928年。少年时期，正赶上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日本兵烧杀抢掠，1943年河南大灾荒。为躲避战乱灾荒，父亲睡过坟地、荒山、窑洞、窝棚，逃荒到过安徽、湖北、山西、陕西。为了挣口饭吃，父亲小小年纪就帮人挖井、打墓、扛包。由于受苦太多，在以后很多年，每当从那个年月走过来的人回忆起那个年月的事，父亲坐在旁边常常一言不发，只是默默流泪。
　　
　　解放后，农村开展了土改、三反五反、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多次政治运动，父亲时值血气方刚的年龄，但他从来都是不积极也不反对，不出头也不落后，不唱高调也不唱反调，像一只驯服的羊，裹在羊群里，任凭牧羊人赶来赶去。其实，父亲并不是糊涂人。他私下曾多次跟我们说，当农民就是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地纳粮。不种地吃啥？口号喊不出井里水，运动搞不出地里粮，干那些框外事有啥用？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农村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父亲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背着农具，到偏僻的坟地、路沟、河堤、废坑开荒。渴了趴在清沟里喝点水，饿了啃几口干粮，累了就头枕在农具把上躺一会儿，常常干到后半夜才回家。一天夜晚，鸡叫头遍还不见父亲回来，母亲叫醒我和哥哥去找父亲。我们提着灯笼，在荒田野地里四处寻找，最后在一条废弃的铁路路基上找到了他。父亲累得躺在一块新开的土地上，不知道已睡了多长时间。分了自留地后，父亲同样是白天在生产队劳动，晚上在自留地忙活。我们太小，帮不上忙，父亲常常一人挖地、拉耙、担粪、播种、收获。拉耙原本是牲畜干的，但那时的牲畜是生产队的。有一天晚上父亲在自留地拉耙，由于天太黑，等地快要耙完了才发现耙尖是朝上的，结果白白劳累了一个夜晚。大旱季节，为了能浇上地，父亲晚上就躺在那口老井旁的坷垃地里睡觉排队。冬闲时，父亲到百十里外的北山拉煤、拉沙、拉石子。为了能节省下一分钱，父亲晚上再冷也不住店，只是抱一把麦秸铺在地上，躺下迷糊一会儿拉车再走。父亲像一头负重的牛，没日没夜地在黄土地上奔走、耕作，耕作、奔走。父亲和黄土地之间，有着太多太多的关系。父亲这一辈子，在黄土地上到底躺过多少次，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但这一次，他却是永远地躺下了。
　　
　　围着父亲的棺材，我们商量把父亲葬在什么地方。商量的结果，是把父亲埋入村里的公坟。公坟在村西北三里多远的一片高坡上，那里原是一座寺庙。父亲生前常说，那庙过去香火很盛，有一大铜钟，敲起来几十里外的泗水滩都能听见。他小时候常进庙里玩。小日本到村里烧杀抢时，随奶奶跑庙里躲藏过。1958年大跃进炼钢铁，寺庙被毁，父亲和社员们一起，拉着寺庙的梁木去炼钢铁，拆下寺庙的砖石去建桥梁，把寺庙的老墙土当成肥料上了田地。没有几年，寺庙变成了一片荒地。寺前的铁路沟里，父亲曾开过荒，种过高梁。寺庙西侧的那眼机井，井水格外甜润清凉。父亲去寺前地、寺后地干活，累了困了，总要跑机井池里洗把脸，喝点水。休息时，也常常讲起寺庙的往事。父亲也认为，寺庙虽然被废了，但那里地势高，祖先们能把寺庙选建在那儿，一定是认为那儿风水好，是一块宝地。因此，村里死去的人都想埋在那里。20世纪90年代农村殡葬改革，推平了私家的祖坟，那儿就成了村里的公坟。
　　
　　第二天，哥哥和我去公坟给父亲找穴位。一同前来的还有通伯，他是父亲的义兄，懂风水，会看穴位。公坟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坟头，坟头的空隙里长满了没膝的荒草。我们在坟堆间四处寻找，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块空地。通伯用步一测，说不行，几个墓离得太近，挖下去会和别的墓挖透。接着又找，终于找到了一块合适的空地。没想到刚挖下两尺多深，就挖到了一个墓穴。不知是谁，早已经埋在了这里，连坟头也没留。结果跑了半天，也没能给父亲寻找到一个穴位。
　　
　　第三天，我和哥哥弟弟找村干部，为父亲定墓地。村干部说老公坟去年就埋不下人了，新公坟定在哪儿，要研究。几天过去了，仍没研究出结果。村长说，给我父亲单独批一块墓地很容易，埋哪个小队的地都行，也都愿意。难在父亲是新开公坟的第一人，新公坟定在哪儿，意见始终不统一。争执的焦点是地的风水，说是一定要选全村风水最好的。到底哪块地风水最好？老公坟的西面是一队地，一队长说坟地东高西低，面向西方不好，村里以后会死人多，尤其是一队会死人更多。北面是六队地，六队长说坟地南高北低，阴气太盛，更不好。东面是七队地，七队长说寺东地都是垆土，硬不说，料礓太多，死人到阴间磕磕绊绊，也不能轻松自由。寺前是我们队地，队长是本家小叔。小叔说那是咱队地，墓随便挖，挖哪儿都行。只是听老人们讲寺后不栽树，寺前不埋人。新坟开在寺前地，不知道将来会有啥不好应验。
　　
　　几天又过去了，还是没有结果。全家人开始着急，着急中又有点气愤。父亲生在这块地上，长在这块地上，在这块地上耕作辛劳一辈子。村前村后，村里村外，远地近林，沟坡路河，哪儿没有父亲踏过的脚步？哪儿没有父亲流下的汗水？然而，当他去世后，竟然没有一块能够埋葬他的地方。母亲说光着急不行，扎新坟是得看风水。你通伯懂风水，去问问他。谁知通伯听了把眼睛一瞪说，啥风水？天下黄土都埋人。朱元璋他爹娘被塌下来的大山压住，他后来哭爹娘找不着坟，不是照样当了皇帝？人死后埋哪儿哪儿就好。说是风水，实质是怕占自己地。通伯被村里公认是最懂风水的人，这些话我们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听后我们顿然醒悟。
　　
　　父亲是新公坟的领头人，父亲一人埋下，以后会有几十、几百的后逝者顺序埋下。他埋在哪儿，哪个小队就会永远失去一大片良田耕地。这些年，村子周围开办了鸡场、猪场和各种工厂，村里人和县城人盖房、盖楼，占用了大片土地。耕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耕地不断减少，农民们感到了土地的危机。父亲生前热爱土地，但他没有想到，和他一样热爱土地的乡亲，热爱到连一块埋葬他的墓地都无法定下。父亲死了需要埋葬，埋葬需要墓地，墓地又牵涉到全村的土地，土地又牵涉到每个现在活着的人和今后活着的人的利益。父亲生前在村里默默无闻，从无与别人有过利益之争，死后竟会牵涉到这么多人的利益。父亲如有在天之灵，真不知他老人家会有何种感受。
　　
　　逝者入土为安。为了使父亲的灵魂能早日安息，也为了不再影响全村人的利益，全家商量决定把父亲葬入祖坟。
　　
　　祖坟原来离村子一里多地，地势也比较高。祖坟埋葬着我们的高祖父母、曾祖父母和祖父母。祖先们三代单传，坟堆从南到北一字形排开。祖父母的西北侧埋着已去世多年的伯父母。父亲在世时带我们给先人上坟，在祖父母的东北侧与伯父母平行的位置，用脚尖画一个圈说，那就是自己将来入土的位置。那位置是爷爷当年定下的。爷爷说高祖父当年请风水先生勘坟，先生说这个地方好。头枕清峰岭，脚踩溟河湾。三代单传后，子孙得繁衍。仙鹤展翅飞，辈辈做高官。据说那位风水先生还规划了五代子孙的坟茔图。三代单传的坟茔是仙鹤的头和脖子，三代后子孙多了，坟茔向两侧展开，那就是仙鹤展翅高飞了。高祖父听后很高兴，说三代受苦为子孙，只要子孙们好就行，便花高价买下这一大片土地。这些土地有几十亩，十代、二十代的子孙也不会用完。
　　
　　这位老祖先大概没有想到，他之后真的是三代单传。到了我父亲这辈才有了兄弟两个，而且两人相差十多岁。到我们这一代已发展到兄弟五个，下一代就有十多个。高祖父更没有想到的是，他买下的那大片土地百年间已多易其主，哪儿还有一点当年的模样？现在除了东面那条路上没有盖房，其他三面已被别人盖起的院落包围着。在还剩不到一分半的土地上，孤零零地留着他和后三代子孙的四个坟头。后来村里殡葬改革，要求推平祖坟，改为耕地，连四个坟头也看不见了。后人祭奠他们，只是估摸着墓穴的位置压上几张白纸。祖坟改为耕地后，生产队又分给了两户人家。其中，爷爷当年给父亲定下的穴位，已成了别人家的菜地。
　　
　　为了父亲，弟弟找到菜地的主人，说想和他换地，愿拿自己的一块地给他补偿。菜地主人说补不补偿没关系，早入土为安吧。又找到小队长，小叔队长说人死终要入土，那是恁家祖坟，谁能有啥意见？最后找到村长，村长听后笑了。他说村干部早就是这个意思，但又不能明说，现在你们总算猜到了。不要再耽搁了，赶快晚上挖墓，明早埋吧。临走时又特别交代，有人问起这事，千万别说跟他说过。
　　
　　就这样，父亲去世十多天后，终于埋进了当年他父亲给定下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