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趣先于文趣

汪朗兄跟乃父一样，是个真诚率性的人。
　　
　　谈到父亲汪曾祺，他说自家老头好美文、好美食，自然也好美色。身边一旦有美女，就人来疯，主动给人家写字、画画，从来没有倦色。
　　
　　有的美女就不厚道，从老头子那里骗去了许多字画。
　　
　　许多研究者说汪曾祺是“最后一个士大夫”“学者文学的代表”，汪朗就颇不以为然，他说，“老头子杂七杂八的东西也知道一些，但是很不成体统，有杂而无学。”“老头子虽然是搞文学创作的，但是家里像样的文学书却很少。‘文革’之前，我们家里的书满打满算不到一书柜。别说什么孤本善本，就是人们熟知的文学名著、大师文集，都和他嘴里的牙一样，残缺不全。”
　　
　　他说老头子只是一个杂家而已，看杂书，写杂文，吃杂食。
　　
　　汪朗越是这么说，我们越是感到汪曾祺可爱、可敬，很是了不起。谁能把《饮膳正要》和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读得那么津津有味，而且衍生了那么多谈吃、谈草木的美文？只有汪曾祺而已。
　　
　　从他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只有有趣的人，才能写出有趣的文。人趣先于文趣，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文。汪曾祺喜乐，文字总有温暖颜色；而孙犁悲苦，文字就总是离不开伤人伤逝的感叹。
　　
　　由汪曾祺想到我自己。
　　
　　我也是不喜欢装腔作势的文字，也不追求膏腴大餐。仅凭趣味购书，读得下就读，读不下就弃之他处。我不想做学问家，只不过是为写作汲取一些营养。但我对美食没感觉，兴味的只是几样家常小菜，计有：蒜泥茄子、辣白菜、拍黄瓜、七成熟的炸花生米和肉皮冻、渍酸菜。
　　
　　吃家常菜胜于大餐，因为在正经的席面上我吃不饱，所以我很农民，很俗。即便是读了许多洋书，骨子里也多是乡土情愫，颇有些食洋不化。
　　
　　可以看出，我的饭口偏窄，杂不过汪老头，所以他丰富，我寡淡。
　　
　　杂吃杂写是大气象，偏食偏写格局就小。或许我的年龄不到，到了，可能也能杂得下去。
　　
　　能够杂，说明少顾忌，我现在顾忌太多，放不下身段，没有进入率性的境界，就缺少真趣。比如汪老看喜欢的美女，可以直视，也可以把这种喜欢写出来，比如他写铁凝的小腿儿，美得一塌糊涂。我正好相反，遇到喜欢的女人，本能地掩饰，用余光瞥，文字里也不敢据实而写，只是放纵于小说里。所以，人进入老境并不可怕，有了直面人生的勇气，真趣就不请自到，就能写出有意思的东西。
　　
　　杂，或许也是一种处世阅世的方式。以前我与人交往，只选择能合得来的人，现在就不同，什么路数的人也能接近，总能找到契合的话题。以前我读书，总是正襟危坐地把一本书读完，否则就感到没有读，现在则可以把不同的书堆在床前，随意浏览一番，也能读出个子丑寅卯，虽然哪一本也没有读破，也感到是读了。这种杂处和杂览，可能就是率性的开端，离汪氏的杂写就不远了。
　　
　　杂，或许也是一种取舍之术。什么都可以进入，什么都可以淡出，不偏执于一事一物，就豁达了。这种豁达，或许也是一种能力，任性取舍，不以得为得，不以失为失。这样，来去自由，就有了旁观者的心态，能够欣赏自己的生活，无趣处有趣，无意义处有意义，收益反而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