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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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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字是我最早认识的字,这和最初认课本上的“日月水火,人口手刀”不同。因为在我学龄前,就在铁路上看到“鸣”字,每隔一段一个,威严醒目地站在那里,仿佛等着我们像看火车一样去看它们。
  
  铁路从我们村穿过,名曰“兰新铁路”。其实,“兰新公路”也从我们村和铁路并行着横穿而过。幼年时,我的印象里却只有火车。那家伙,来时冒着黑烟,喘着白气,“哐哐当当”,大地都在震颤。不像汽车,轻飘飘的,到你身边,忽地一下,刮风似的就过去了。
  
  第一次近距离看火车,是在舅舅的背上,那可能是我刚会记事的时候。越过舅舅的肩膀,我看到铁道边每隔一段,就栽有一个刷了白漆的水泥桩,顶端是同样漆白的圆形或棱形的铁板,上面是一个黑色的“鸣”字,有的“鸣”字外边还加了圈,打了个斜杠。舅舅没念过几天书,把“鸣”当相声词“呜”,说意思让火车快跑。并学着火车来的样子,嘴里“呜——”着,背我跑起来。
  
  火车这时候真的来了。远远地一声“呜”,远远地看见黑黢黢的,像一堵墙推过来了。我看到路基上的石子在抖动。我有些害怕,想让舅舅走下路基,离火车远一些。舅舅说,放心,我背着你呢!
  
  这时候,火车就像个怪兽,震耳欲聋地吼叫着到了身边。我看到火车头那个窗口边,一个人坐着,看着前面,另一个人使劲往冒火的炉子里铲煤。“哐哐当当”的巨大声响,像是车头顶上发出的,又像来自那几个红色的大车轮,因为那声音和大轮子上推前拉后运动的“手臂”很合拍。等车头过去,后面的车厢或油罐,声响就没那么大了。完全一样大小的车轮,在铁轨上滑过,有节奏地发出“咔哒”声,还时不时擦出一星半点火花。
  
  舅舅家住在距离铁路约100米的地方。晚上,火车来时,舅家桌上的茶碗等一应家什,就像舞会开始了一样,要跳上一阵。舅家的人,能从声音和东西跳动的幅度,判断出是货车还是客车,并且能说出大约有几节车厢。我曾悄悄跑到外面,数着过往的车皮印证过,结果每次都没有错。
  
  舅家旁边有个小站,叫七里堡。每天早晚,有两趟客车在这里停靠。有时晚上,我就缠着舅舅带我去看那只停两分钟的客车。那时,我们那个地方还不通电。我家和舅家都靠煤油灯照明。因此,火车里明亮的电灯,让我既感到新鲜又觉得温暖。
  
  站台下面,有一个不大的院子。里面两幢红色房子,在我的眼里,就像童话中的宫殿。红房子是用清一色红砖砌的墙,“人”字形屋顶上铺着红瓦,所有的窗子都镶了玻璃,同我们那一带人家居住的泥土打墙、泥巴抹顶、窗户上糊层旧报纸的半边,简直判若天壤。十几个照看车站和巡道的工人及他们的家属住在里面。
  
  在站台上,能看到院子里的一切。一个早晨,我第一次从那里看到红房子里的人,蹲在自家门前刷牙时,我真不知道他们在干啥。旁边走过一个捡粪的老头,像是给我说,又像自言自语:“晚上吃啥了,大清早洗一嘴的白!”
  
  我刚上初中就在我们那些农村学生中,第一个刷牙,可能与那天看到的小站上的人刷牙有关。但那天我不是去看他们刷牙的,我想等着手提红灯的工人走出来,看一看那个和我们家的马灯极像的东西,怎么会变出红绿黄三种光来。舅舅知道了我的心思后说,哪天我给你借一个来,你看个够。后来,我们大队要演《红灯记》,我的堂姑在戏里扮演李铁梅。舅舅就从小站上借了一盏红灯。不过,那都是后来的事了。
  
  我稍大一点能认得路了,妈妈就经常打发我去舅家,有时候是玩,更多的时候是借粮食。我们家人口多,父母虽然没明没黑地给生产队干活,可年终结算时还是欠生产队的钱,头年分的粮食就经常吃不到来年新麦下来。舅家靠那个小站,能偷偷卖点煮鸡蛋或煮玉米、土豆什么的,日子要比我们家好。
  
  我沿铁道去舅家的路上,大多都饿着肚子,可却总是快乐地在铁轨下躺着的枕木上跳着前行。有时我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听远处有无火车开来。有时则将一根铁钉或一截铁丝,放在轨道接头处,让滚滚而过的车轮辗成一把小刀。两条平行的在阳光下放射着耀目光芒的铁轨,从我身后的地平线上蜿蜒而来,又从我的脚下向前方极目处的天地间延伸而去,我总觉得前后两头都很神秘。有一天,我意外地到了这两头,可更远处的神秘,又潜伏在了我的心里。
  
  那一天,村里几个小伙子要去七里堡的前一站——黄羊镇,我死磨硬缠跟着他们到了那个火车站。其实,黄羊镇也是个小站,仅有四股道,一个不大的站台和一个简陋的候车室。可当时在我眼里,那已经相当有规模了。一整天,我们都泡在车站上,学电影《铁道游击队》里那些英雄,从停着的或刚开动的车上,钻上跳下。车站的工作人员看到了,也不管,任由我们胡来。到了傍晚,那趟每天从舅舅家边上通过的客车驶进站时,听说车上有铁路局的电影队,要到七里堡那边的头坝河车站放电影。于是,我们偷偷摸摸上了那趟火车。火车到七里堡站时,天已全黑,我伸长脖子望着车外,希望能看到舅舅,看到他发现我在火车上时脸上的那种惊喜。可结果除了黑夜里一星半点的灯光,我什么也没看到。
  
  一路上,我的眼睛也无暇太多顾及窗外。车厢里明亮电灯光下的一切,对我这个第一次还是逃票上车的小乘客来说,都是那么的新奇。
  
  从黄羊镇到头坝河,火车大约跑了半小时。记得那晚的电影是《铁道卫士》,银幕就挂在站台上的两根电线杆上。只要有火车进站,灯光照在银幕上,就看不到内容了。火车过去了,大家要求放电影的再把刚才没看到的重放一遍。这样下来,电影散场时已到半夜。
  
  第二天,我们把所见所闻加上绘声绘色的修饰语调,说给村里人听时,我从他们的眼神和脸上看出他们喜欢听这些,他们需要这些来自村庄之外的东西让自己沉寂苦闷的生活,有一点亮色,有一点味道。那一天,任生产队长的父亲,听着我们的讲述,第一次没有因为我不经他同意就擅自一整天离家不归而责骂我。他狠劲地吸着旱烟,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父亲那天想的是唱戏。这年的腊月,父亲带头,村上和邻村的一些人排演《红灯记》,我的堂姑扮演李铁梅。受父亲的派遣,我又沿着铁路到舅家借红灯。舅舅跟七里堡车站的人混得都很熟,很快就将红灯借来了。当我清楚红灯的彩光变幻是不同色彩的玻璃片所致时,我对事物的好奇心理,从那时起被强化了。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我知道了村里的赤脚医生看上了我那扮演铁梅的堂姑,后来赤脚医生果然就成了我的姑夫。我缠着小叔带我到了省城当军官的三叔那里,知道外面还有那样一个世界。
  
  妈妈后来说,我的心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野了。学校一放假,我就想尽各种办法坐火车去一趟省城。大多时候,名义上是给转业到兰州工作的三叔送老家的面粉,实际上是想获取我们生活的那个乡村不能给我的东西。有一年寒假,我又扛了一袋面粉去七里堡坐火车。记得那天很冷,火车来时天已尽黑,因为车上没人下来,列车员就没开门。眼看火车要开了,我心一横,把面袋子放在登车的踏板上,双手抓住车门外把手就扒了上去。火车开了,且越开越快。我当时想,只要不松手,到下一站黄羊镇就没问题了,却没想手若冻缰或是没抓牢的后果。也是我造化大,不等有什么后果,有人从车窗看到了我,叫来列车员打开车门,骂骂咧咧把我拉进了车厢。
  
  火车载着我到省城,让我经见了不少世面,也知道了不少东西,而且还认识并爱上了我现在的妻子。火车载着我参军到部队,让我在这所大学校里,由一名农村入伍的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个优秀军队新闻干部……
  
  火车把我带离了故土,火车又把我和故土紧紧相连。每年春节,我都携妻带子乘火车回到我家乡的小村里,和父母、兄弟姐妹及村人度过这个充满我们河西风俗特色的年节。那短短的五六天里,村里不少人天天聚集我家,把酒问盏,说城事,话桑麻,他们知道了我生活的城市的一些新鲜事,我也知道了他们各自家中的情况。记得有天晚上,酒终人散,我那个演过铁梅的堂姑,犹犹豫豫地悄悄问了我两个问题:城里男人经常打老婆吗?像她这般年龄的人还兴离婚么?当时,我很诧异堂姑问这样的问题,要知道她已有了两个孩子,堂姑夫也不再是当初的赤脚医生,而成了一家医院的院长,且医术在方圆几十里都赫赫有名。在我的家乡农村,像这样的家庭可是很受人羡慕的。
  
  那天,堂姑听了我的回答,嘴里念叨着“你们城里人活得才像个人”走后,母亲告诉我堂姑和姑夫长期不和,经常打架。我们那一带农村,两口子吵嘴打架不断却过了一辈子的人,不在少数。因此,对堂姑问那些问题,我也就没去多想。可半年后,父母来西安我的家里小住,却带来了堂姑卧轨自尽的消息。堂姑是又一次和堂姑夫打架后跑向铁路的,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堂姑生活在一个幸福家庭里,没有人相信她会寻短见,也就没有人去把她挡住。
  
  至今提及此事,我还在想,如果那天我好好和堂姑聊一聊,帮她化解心中郁积的苦闷,甚至帮她出点今后生活的主意,说不定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了。可……可后来,她的妯娌也就是堂姑夫的弟媳妇,也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在堂姑走了的地方,扑向飞驰而来的火车……
  
  这两年,高速公路通到了我的家乡,我回乡已很少乘火车。舅舅说,经过他家旁边的铁道已改为复线,且为提速后行车安全,两边都拉了铁丝网,防止人畜上路基。七里堡小站也不再停车。满头华发的舅舅为此很失望:不能再向那趟停靠的列车兜售他的土特产了。但我听了,心里却很高兴:村里再有堂姑妯娌一样的人,靠近飞驰的火车怕是不大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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