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无夜草也会肥

无功不受禄
　　
　　人无横财可以富，富的是境界；马无夜草可以肥，肥的是操守。
　　
　　公元前597年，晋楚之间爆发了一场恶战，史称邲之战。晋国大夫荀罃不幸被楚军俘虏。郑国有个商人当时正在楚国做生意，非常同情荀罃，准备将他放在行李袋中运走。这个计划尚未来得及执行，晋楚两国就开始了和平谈判，最后双方达成交换战俘的协议，荀罃名正言顺地回到了晋国，继续担任大官。某次，郑国的这个商人到晋国，荀罃极其热情，高规格地接待他。这个郑国商人很不安，对荀罃说：“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意义是我没有实际上救你的这份功劳，怎么敢承受您如此隆重的报答呢？我只是个小人，不能这样冠冕堂皇地冒称君子。
　　
　　历史推后91年，一个叫说的屠羊（杀羊的屠夫）的行为更使人感动。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在伍子胥带领下伐楚，楚昭王被迫流亡。在其流亡期间，屠羊说一直跟随着他，替他出谋划策，还担任他的勤务员兼警卫员。后来申包胥赴秦国请来了救兵，秦军帮助楚昭王复了国。重登王位后，楚昭王做的第一件事是重赏护卫他流亡的人，屠羊说亦在其列。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屠羊说谢绝了国王的封赏，又回到了家乡摆摊杀羊。周围的人很不理解，说你杀羊不过可以糊口，假若做官，得到的好处多多了。屠羊说回答：“我当时之所以陪着楚昭王，是因为楚国亡国了，亡国了，我就没了杀羊的地方，也就难以糊口。现在楚国复国了，我重新有了维持生计的手段，何必去做大官呢？”楚昭王一定要他接受封赏，屠羊说再次坚决谢绝，他说：“大王失国，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诛；大王反国，非臣之功，故不敢当其赏。”用现在的话说，大王失去国家，不是我的过错，所以我不会赴死；大王复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所以我也不敢领受您的奖赏。楚昭王想召见屠羊说，他也不肯接受，说：“楚国之法，必有重赏大功而后得见，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国而勇不足以死寇。吴军入郢，说畏难而避寇，非故随大王也。今大王欲废法毁约而见说，此非臣之所以闻于天下也。”意思是说，按照楚国的法律，臣子必须有大功才能得到楚王的接见。我的智力不足以使国家得到保存，我的勇气不足以为国家赴死。当初吴军入郢，我其实只是躲避兵祸而流亡，不是故意追随大王。现在大王要违反法令召见我，这不是我希望的事情。
　　
　　从郑连根先生《春秋范儿》一书中读到这两个故事，我的内心充满了感动。追求利益是商人的第一生存法则，所谓“在商言商”，其实就是“在商言利”。然而，郑国的那个无名商人与楚国的屠羊说身为商人，却不把商业原则带进自己的为人处事，相反，他们倒是处处以君子准则要求自己。他们一个坚持无功不受禄，连接受一次高规格的接待都觉得惭愧；一个明明有功却要功成身退，继续做自己的小生意，这样的操守、境界，绝对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
　　
　　世界上有种种个人利益，有的利益是你不可以去获得的，获得了就可能付出高昂的人生代价，比如贪官索取的贿赂，比如奸商通过掺杂使假、偷税漏税得到的非法利润，比如演员出卖色相得到的出镜机会；但有一种利益虽然可能大过你当初的付出，但它有一定的道德合理性，社会可以接受，不会受到什么惩罚，比如郑国商人所受的尊重、屠羊说可以得到的封赏等等。一个人要抗拒前面一种利益相对容易，只要一点理性与眼光就够了；一个人要抗拒后面这样的利益很难，因为它不仅需要理性与眼光，更需要理性、眼光之外的道德力量。
　　
　　有句老话说：“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其实，这样的观点是不对的。横财可能带来人的一时暴富，但这样的富裕不稳定、不高贵，可以一时获得，也可能瞬间失去；见不得人的“夜草”可能让马短时间长点儿膘，但这样的膘会引起走正路的马的怀疑、排斥、鄙弃，久而久之，会长不下去。在我看来，人无横财可以富，富的是境界；马无夜草可以肥，肥的是操守。